古之人言《春秋》、三《传》者多矣，战国之世，其事罕闻。当前汉专用《公羊》，宣皇已降，《穀梁》又立于学。至成帝世，刘歆始重《左氏》，而竟不列学官。大抵自古重两《传》而轻《左氏》者，固非一家，美《左氏》而讥两《传》者，亦非一族。互相攻击，各用朋党，哤聒纷竞，是非莫分。然则儒者之学，苟以专精为主，至于治章句，通训释，斯则可矣。至于论大体，举宏纲，则言罕兼统，理无要害。故使今古疑滞，莫得而申者焉。 必扬榷而论之，言《传》者固当以《左氏》为首。但自古学《左氏》者，谈之又不得其情，如贾逵撰《左氏长义》，称在秦者为刘氏，乃汉室所宜推先。但取悦当时，殊无足采。又案桓谭《新论》曰：“《左氏传》于《经》犹衣之表里。” 而《东观汉记》陈元奏云：“光武兴立《左氏》，而桓谭、卫宏并共诋訾，故中道而废。”班固《艺文志》云：丘明与孔子观鲁史记而作《春秋》，有所贬损，事形于《传》，惧罹时难，故隐其书。末世口说流行，遂有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、《邹氏》诸传。而于《固集》复有难《左氏》九条三评等科。夫以一家之言，一人之说，而参差相背，前后不同。斯又不足观也。 夫解难者以理为本，如理有所阙，欲令有识心伏，不亦难乎？今聊次其所疑，列之于后。 盖《左氏》之义有三长，而二《传》之义有五短。案《春秋》昭二年：韩宣子来聘，观书于太史氏，见《鲁春秋》，曰：“周礼尽在鲁矣。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子所以王也。”然《春秋》之作，始自姬旦，成于仲尼。丘明之《传》，所有笔削及发凡例，皆得周典，传孔子教，故能成不刊之书，著将来之法。其长一也。又案哀三年，鲁司铎火，南宫敬叔命周人出御书，子服、景伯命宰人出礼书，其时于鲁文籍最备。丘明既躬为太史，博总群书，至如梼杌、纪年之流，《郑书》、《晋志》之类，凡此诸籍，莫不毕睹。其《传》广包它国，每事皆详。 其长二也。《论语》子曰：“左丘明耻之，某亦耻之。”夫以同圣之才，而膺授《经》之托，加以达者七十，弟子三千，远自四方，同在一国，于是上询夫子，下访其徒，凡所所摭，实广闻见。其长三也。 如穀梁、公羊者，生于异国，长自后来，语地则与鲁产相违，论时则与宣尼不接。安得以传闻之说，与亲见者争先者乎？譬犹近世，汉之太史，晋之著作，撰成国典，时号正书。既而《先贤》、《耆旧》、《语林》、《世说》，竞造异端，强书它事。夫以传自委巷，而将班、马抗衡；访诸古老，而与干、孙并列。 斯则难矣。彼二《传》之方《左氏》，亦奚异于此哉？其短一也。《左氏》述臧哀伯谏桓纳鼎，周内史美其谠言；王子朝告于诸侯，闵马父嘉其辨说。凡如此类，其数实多。斯盖当时发言，形于翰墨；立名不朽，播于他邦。而丘明仍其本语，就加编次。亦犹近代《史记》载乐毅、李斯之文语，《汉书》录晁错、贾生之笔。 寻其实也，岂是子长稿削，孟坚雌黄所构者哉？观二《传》所载。有异于此。其录人言也，语乃龃龉文皆琐碎。夫如是者何哉？盖彼得史官之简书，此传流俗之口说，故使隆促各异，丰俭不同。其短二也。寻《左氏》载诸大夫词令，行人应答，其文典而美，其语博而奥，述远古则委曲如存，征近代则循环可覆。必料其功用厚薄，指意深浅，谅非经营草创，出自一时，琢磨润色，独成一手。斯盖当时国史已有成文，丘明但编而次之，配《经》称《传》而已也。如二《传》者，记言载事，失彼菁华；寻源讨本，取诸胸臆。夫自我作故，无所准绳，故理甚迂僻，言多鄙野，比诸《左氏》不可同年。其短三也。案二《传》虽以释《经》为主，其缺漏不可殚论。如《经》云：“楚子麇卒”而《左传》云：公子围所杀。 及公、穀作《传》，重述《经》文，无所发明，依违而已。其短四也。《汉书》载成方遂诈称戾太子，至于阙下。隽不疑曰：昔卫蒯聩得罪于先君，将入国，太子辄拒而不纳，《春秋》是之。遂命执以属吏。霍光由是始重儒学。案隽生所引，乃《公羊》正文。如《论语》冉有曰：夫子为卫君乎？子贡曰：夫子不为也。何则？父子争国，枭獍为曹，礼法不容，名教同嫉。而《公羊》释义，反以卫辄为贤，是违父子之教，失圣人之旨，奖进恶徒，疑误后学。其短五也。若以彼三长，校兹五短，胜负之理，断然可知。 必执二《传》之文，唯取依《经》为主。而于内则为国隐恶，于外则承赴而书，求其本事，大半失实，已于《惑经》篇载之详矣。寻斯义之作也，盖是周礼之故事，鲁国之遗文，夫子因而修之，亦存旧制而已。至于实录，付之丘明，用使善恶毕彰，真伪尽露。向使孔《经》独用，《左传》不作，则当代行事，安得而详者哉？盖语曰：仲尼修《春秋》，逆臣贼子惧。又曰：《春秋》之义也，欲盖而彰，求名而亡，善人劝焉，淫人惧焉。寻《春秋》所书，实兼此义，而《左传》所录，无愧斯言。此则《传》之与《经》，其犹一体，废一不可，相须而成。 如谓不然，则何者称为劝戒者哉？儒者苟讥左氏作《传》，多叙《经》外别事。 如楚、郑与齐三国之贼弑，隐、桓、昭、哀四君之篡逐。其外则承告于彼，其内则隐讳如此。若无左氏立《传》，其事无由获知。然设使世人习《春秋》而唯取两《传》也，则当其时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阙如，俾后来学者，兀成聋瞽者矣。 且当秦、汉之世，《左氏》未行，遂使《五经》、杂史、百家诸子，其言河汉，无所遵凭。故其记事也：当晋景行霸，公室方强，而云屠岸攻赵，有程婴、杵臼之事；鲁侯御宋，得俊乘丘，而云庄公败绩，有马惊流矢之祸；楚、晋相遇，唯在邲役，而云二国交战，置师于两棠；子罕相国，宋睦于晋，而云晋将伐宋，觇哭阳门；鲁师灭项，晋止僖公，而云项实齐桓所灭。《春秋》为贤者讳；襄年再盟，君臣和叶，而云诸侯失政，大夫皆执国权。其记时也：盖秦缪居春秋之始，而云其女为荆平夫人；韩、魏处战国之时，而云其君陪楚庄葬马；《列子》书论尼父而云生在郑穆公之年；扁鹊医疗虢公，而云时当赵简子之日；栾书仕于周子，而云以晋文如猎，犯颜直言；荀息死于奚齐，而云观晋灵作台，累棋申诫。 式以先为后，或以后为先，月日颠倒，上下翻覆。古来君子，曾无所疑。及《左传》既行，而其失自显。语其弘益，不亦多乎？而世之学者，犹未之悟，所谓忘我大德，日用而不知者焉。 然自丘明之后，迄于魏灭。年将千祀，其书寝废。至晋太康年中，汲冢获书，全同《左氏》。故束晳云：“若使此书出于汉世，刘歆不作五原太守矣。”于是挚虞、束晳引其义以相明，王接、荀顗取其文以相证，杜预申以注释，干宝藉为师范。由是世称实录，不复言非，其书渐行，物无异议。 故孔子曰：吾志在《春秋》，行在《孝经》。于是授《春秋》于丘明，授《孝经》于曾子。《史记》云：孔子西观周室，论史记旧闻，次《春秋》。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旨，有刺讥褒讳之文，不可以书见也。鲁君子左氏明惧弟子人各异端，失其真意，故因孔氏史记，具论其语，成《左氏春秋》。夫学者苟能征此二说，以考三《传》，亦足以定是非，明真伪者矣。何必观汲冢而后信者乎？从此而言，则于三《传》之优劣见矣。

夫史才之难，其难甚矣。《晋令》云：“国史之任，委之著作，每著作郎初至，必撰名臣传一人。”斯盖察其所由，苟非其才，则不可叨居史任。 历观古之作者，若蔡邕、刘峻、徐陵、刘炫之徒，各自谓长于著书，达于史体，然观侏儒一节，而他事可知。案伯喈于朔方上书，谓宜广班氏《天文志》。 夫《天文》之于《汉史》，实附赘之尤甚者也。必欲申以掎摭，但当锄而去之，安可仍其过失，而益其芜累？亦奚异观河倾之患，而不遏以隄防，方欲疏而导之，用速怀襄之害。述史如此，将非练达者欤？孝标持论谈理，诚为绝伦。而《自叙》一篇，过为烦碎；《山栖》一志，直是文章。谅难以偶迹迁、固，比肩陈、范者也。孝穆在齐，有志梁史，及还江左，书竟不成。嗟乎！以徐公文体，而施诸史传，亦犹灞上儿戏，异乎真将军，幸而量力不为，可谓自卜者审矣。光伯以洪儒硕学，而迍邅不遇。观其锐情自叙，欲以垂示将来，而言皆浅俗，理无要害。岂所谓“诵《诗》三百，虽多亦奚以为”者乎！ 昔尼父有言：“文胜质则史。”盖史者当时之文也，然朴散淳销，时移世异，文之与史，较然异辙。故以张衡之文，而不闲于史；以陈寿之史，而不习于文。 其有赋述《两都》，诗裁《八咏》，而能编次汉册，勒成宋典。若斯人者，其流几何？ 是以略观近代，有齿迹文章，而兼修史传。其为式也，罗含、谢客宛为歌颂之文，萧绎、江淹直成铭赞之序，温子升尤工复语，卢思道雅好丽词，江总猖獗以沉迷，庾信轻薄而流宕。此其大较也。然向之数子所撰者，盖不过偏记、杂说、小卷、短书而已，犹且乖滥踳驳，一至于斯。而况责之以刊勒一家，弥纶一代，使其始末圆备，表里无咎，盖亦难矣。 但自世重文藻，词宗丽淫，于是沮诵失路，灵均当轴。每西省虚职，东观儜才，凡所拜授，必推文士。遂使握管怀铅，多无铨综之识；连章累牍，罕逢微婉之言。而举俗共以为能，当时莫之敢侮。假令其间有术同彪、峤，才若班、荀，怀独见之明，负不刊之业，而皆取窘于流俗，见嗤于朋党。遂乃哺糟歠醨，俯同妄作，披褐怀王，无由自陈。此管仲所谓“用君子而以小人参之，害霸之道”者也。 昔傅玄有云：“观孟坚《汉书》，实命代奇作。及与陈宗、尹敏、杜抚、马严撰中兴纪传，其文曾不足观。岂拘于时乎？不然，何不类之甚者也。是后刘珍、朱穆、卢植、杨彪之徒，又继而成之。岂亦各拘于时，而不得自尽乎？何其益陋也？”嗟乎！拘时之患，其来尚矣。斯则自古所叹，岂独当今者哉！

○诸晋史（六条） 东晋之史，作者多门，何氏《中兴》，实居其最。而为晋学者，曾未之知，傥湮灭不行，良可惜也。王、檀著书，是晋史之尤劣者，方诸前代，其陆贾、褚先生之比欤！道鸾不揆浅才，好出奇语，所谓欲益反损，求妍更媸者矣。 臧氏《晋书》称苻坚之窃号也，虽疆宇狭于石虎，至于人物则过之。案后石之时，张据瓜、凉，李专巴、蜀，自辽而左。人属慕容，涉汉而南，地归司马。 逮于苻氏，则兼而有之。《禹贡》九州，实得其八。而言地劣于赵，是何言欤？ 夫识事未精，而轻为著述，此其不知量也。张勔抄撮晋史，求其异同，而被褐此言，不从沙汰，罪又甚矣。 夫学未该博，鉴非详正，凡所修撰，多聚异闻，其为踳驳，难以觉悟。案应劭《风俗通》载楚有叶君祠，即叶公诸梁庙也。而俗云孝明帝时有河东王乔为叶令，尝飞凫入朝。及干宝《搜神记》，乃隐应氏所通，而收流俗怪说。又刘敬叔《异苑》称晋武库失火，汉高祖斩蛇剑穿屋而飞，其言不经。故梁武帝令殷芸编诸《小说》，及萧方等撰《三十国史》，乃刊为正言。既而宋求汉事，旁取令升之书；唐征晋语，近凭方等之录。编简一定，胶漆不移。故令俗之学者，说凫履登朝，则云《汉书》旧记。谈蛇剑穿屋，必曰晋典明文。摭彼虚词，成兹实录。 语曰：“三人成市虎”。斯言其得之者乎！ 马迁持论，称尧世无许由；应劭著录，云汉代无王乔，其言谠矣。至士安撰《高士传》，具说箕山之迹；令升作《搜神记》，深信叶县之灵。此并向声背实，舍真从伪，知而故为，罪之甚者。近者，宋临川王义庆著《世说新语》，上叙两汉、三国及晋中朝、江左事。刘峻注释，摘其瑕疵，伪迹昭然，理难文饰。而皇家撰《晋史》，多取此书。遂采康王之妄言，违孝标之正说。以此书事，奚其厚颜。 汉吕后以妇人称制，事同王者。班氏次其年月，虽与诸帝同编；而记其事迹，实与后妃齐贯。皇家诸学士撰《晋书》，首发凡例，而云班《汉》皇后除王、吕之外，不为作传，并编叙行事，寄出《外戚》篇。案《外戚》篇所不载者，唯元后耳。安得不引吕氏以为例乎？盖由读书不精，识事多阙，徒以本纪标目，以编高后之年，遂疑外戚裁篇，不述娥姁之事。其为率略，不亦甚邪！ 杨王孙布囊盛尸，裸身而葬。伊籍对吴，以“一拜一起，未足为劳”。求两贤立身，各有此一事而已。而《汉书》、《蜀志》，为其立传。前哲致讥，言之详矣。然杨能反经合义，足矫奢葬之愆。伊以敏辞辨对，可免“使乎”之辱。列诸篇第，犹有可取。近者皇家撰《晋书》，著《刘伶》、《毕卓传》。其述事也，直载其嗜酒沈湎，悖礼乱德，若斯而已，为传如此，复何所取者哉？ ○《宋略》（一条） 裴几原删略宋史，定为二十篇。芟烦撮要，实有其力。而所录文章，颇伤芜秽。如文帝《除徐傅官诏》、颜延年《元后哀册文》、颜峻《讨二凶檄》、孝武《拟李夫人赋》、裴松之《上注国志表》、孔熙先《罪许曜词》。凡此诸文，是尤不宜载者。 何则？羡、亮威权震主，负芒猜忌，将欲取之，必先与之。既而罪名具列，刑书是正，则先所降诏，本非实录。而乃先后双载，坐令矛盾两伤。夫国之不造，史有哀册。自晋、宋已还，多载于起居注，词皆虚饰，义不足观。必以“略”言之，故宜去也。昔汉王数项，袁公檄曹，若不具录其文，难以暴扬其过。至于二凶为恶，不言可知，无俟檄数，始明罪状。必刊诸国史，岂益异同。孝武作赋悼亡，钟心内宠，情在儿女，语非军国。松之所论者，其事甚末，兼复文理非工。 熙先构逆怀奸，矫言欺众，且所为稿草，本未宣行。斯并同在编次，不加铨择，岂非芜滥者邪？ 向若除此数文，别存他说，则宋年美事，遗略盖寡。何乃应取而不取，宜除而不除乎？但近代国史，通多此累，有同自郐，无足致讥。若裴氏者，众作之中，所可与言史者，故偏举其事，以申掎摭去。 ○后魏书（二条） 《宋书》载佛狸之入寇也，其间胜负，盖皆实录焉。《魏史》所书，则全出沈本。如事有可耻者，则加减随意，依违饰言。至如刘氏献女请和，太武以师婚不许，此言尤可怪也。何者？江左皇族，水乡庶族，若司马、刘、萧、韩、王，或出于亡命，或起自俘囚，一诣桑干，皆成禁脔。此皆魏史自述，非他国所传。 然则北之重南，其礼如此。安有黄旗之主，亲屈己以求婚，而白登之阵反怀疑而不纳。其言河汉，不亦甚哉！观休文《宋典》，诚曰不工，必比伯起《魏书》，更为良史。而收每云：“我视沈约，正如奴耳。”此可谓饰嫫母而夸西施，持鱼目而笑明月者也。 近者沈约《晋书》，喜造奇说。称元帝牛金之子，以应“牛继马后”之征。 邺中学者王劭、宋孝王言之详矣。而魏收深嫉南国，幸书其短，著《司马叡传》，遂具录休文所言。又崔浩谄事狄君，曲为邪说，称拓跋之祖，本李陵之胃。当时众议抵斥，事遂不行。或有窃其书以渡江者，沈约撰《宋书？索虏传》，仍传伯渊所述。凡此诸妄，其流甚多，傥无迹可寻，则真伪难辨者矣。 ○北齐诸史（三条） 王劭国史，至于论战争，述纷扰，贾其馀勇，弥见所长。至如叙文宣逼孝靖以受魏禅，二王杀杨、燕以废乾明，虽《左氏》载季氏逐昭公，秦伯纳重耳，栾盈起于曲沃，楚灵败于乾豁，殆可连类也。又叙高祖破宇文于邙山，周武自晋阳而平邺，虽《左氏》书城濮之役，鄢陵之战，齐败于鞍，吴师入郢，亦不是过也。 或问曰：王劭《齐志》，多记当时鄙言，为是乎？为非乎？对曰：古往今来，名目各异，区分壤隔，称谓不同。所以晋、楚方言，齐、鲁俗语，《六经》诸子，载之多矣。 自汉已降，风俗屡迁，求诸史籍，差睹其事。或君臣之目，施诸朋友；或尊官之称，属诸君父。曲相崇敬，标以处士、王孙；轻加侮辱，号以仆父、舍长。 亦有荆楚训多为夥，庐江目桥为圯。南呼北人曰伧，西谓东胡曰虏。渠、们、底、个，江左彼此之辞；乃、若、君、卿，中朝汝我之义。斯并因地而变，随时而革，布在方册，无假推寻。足以知甿俗之有殊，验土风之不类。 然自二京失守，四夷称制，夷夏相杂，音句尤媸。而彦鸾、伯起，务存隐讳；重规、德棻，志在文饰。遂使中国数百年内，其俗无得而言。 盖语曰：“知古而不知今，谓之陆沈。”又曰：“一物不知，君子所耻。” 是则时无远近，事无巨细，必藉多闻，以成博识。 如今之所谓者，若中州名汉，关右称羌，易臣以奴，呼母云姊。主上有大家之号，师人致儿郎之说。凡如此例，其流甚多。必寻其本源，莫详所出。阅诸《齐志》，则了然可知。由斯而言，劭之所录，其为弘益多矣。足以开后进之蒙蔽，广来者之耳目。微君懋，吾几面墙于近事矣，而子奈何妄加讥诮者哉！ 皇家修《五代史》，馆中坠稿仍存。皆因彼旧事，定为新史。观其朱墨所图，铅黄所拂，犹有可识者。或以实为虚，以非为是。其北齐国史，皆称诸帝庙号，及李氏撰《齐书》，其庙号有犯时讳者，即称谥焉。至于变世祖为文襄，改世宗为武成。苟除兹“世”字，而不悟“襄”、“成”有别。诸如此谬，不可胜纪。 又其列传之叙事也，或以武定臣佐降在成朝，或以河清事迹擢居襄代。故时日不接而隔越相偶，使读者瞀乱而不测，惊骇而多疑。嗟乎！因斯而言，则自古著书，未能精谠，书成绝笔，而遽捐旧章。遂令玉石同烬，真伪难寻者，不其痛哉！ ○周书 今俗所行周史，是令狐德棻等所撰。其书文而不实，雅而无检，真迹甚寡，客气尤繁。 寻宇文初习华风，事由苏绰。至于军国词令，皆准《尚书》。太祖敕朝廷他文，悉准于此。盖史臣所记，皆禀其规。柳虬之徒，从风而靡。案绰文虽去彼淫丽，存兹典实。而陷于矫枉过正之失，乖夫适俗随时之义。苟记言若是，则其谬逾多。爰及牛弘，弥尚儒雅。即其旧事，因而勒成。务累清言。罕逢佳句。 而令狐不能别求他述，用广异闻，唯凭本书，重加润色。遂使周氏一代之史，多非实录者焉。 ○《隋书》（一条） 昔贾谊上书，晁错对策。皆有益军国，足贻劝戒。而编于汉史，读者犹恨其繁。如《隋书·王劭、袁充》两传，唯录其诡辞妄说，遂盈一篇。寻又申以诋诃，尤其谄惑。夫载言示后者，贵于辞理可观。既以无益而书，岂若遗而不载。盖学者神识有限，而述者注记无涯。以有限之神识，观无涯之注记，必如是，则阅之心目，视听告劳；书之简编，缮写不给。呜呼！苟自古著述其皆若此也，则知李斯之设坑阱，董卓之成帷盖，虽其所行多滥，终亦有可取焉。 案《隋史》讥王君懋撰齐、隋二史叙录繁碎。至如刘臻还宅，访子方知；王劭思书，为奴所侮。此而毕载，为失更多。可谓尤而效之，罪之甚焉者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