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王有天下，欻起布衣中。 奋飞出草泽，啸咤驭群雄。 淮阴既附凤，黥彭亦攀龙。 一朝逢运会，南面皆王公。 鱼得自忘筌，鸟尽必藏弓。 咄嗟罹鼎俎，赤族无遗踪。 智哉张子房，处世独为工。 功成薄受赏，高举追赤松。 知止信无辱，身安道亦隆。 悠悠千载后，击抃仰遗风。

夫人枢机之发，亹亹不穷，必有徐音足句，为其始末。是以伊、惟、夫、盖，发语之端也；焉、哉、矣、兮，断句之助也。去之则言语不足，加之则章句获全。 而史之叙事，亦有时类此。故将述晋灵公厚敛雕墙，则且以不君为称；欲云司马安四至九卿，而先以巧宦标目。所谓说事之端也。又书重耳伐原示信，而续以一战而霸，文之教也；载匈奴为偶人象郅都，今驰射莫能中，则云其见惮如此。所谓论事之助也。 昔尼父裁经，义在褒贬，明如日月，持用不刊。而史传所书，贵乎博录而已。 至于本事之外，时寄抑扬，此乃得失禀于片言，是非由于一句，谈何容易，可不慎欤！但近代作者，溺于烦富，则有发言失中，加字不惬，遂令后之览者，难以取信。盖《史记》世家有云：“赵鞅诸子，无恤最贤。”夫贤者当以仁恕为先，礼让居本。至如伪会邻国，进计行戕，俾同气女兄，摩笄引决，此则诈而安忍，贪而无亲，鲸鲵是俦，犬豕不若，焉得谓之贤哉？又《汉书》云：“萧何知韩信贤。”案贤者处世，夷险若一，不陨穫于贫贱，不充诎于富贵。《易传》曰：“知进退存亡者，其唯圣人乎！”如淮阴初在仄微，堕业元行，后居荣贵，满盈速祸；躬为逆上，名隶恶徒。周身之防靡闻，知足之情安在？美其善将，呼为才略则可矣，必以贤为目，不其谬乎？又云：“严延年精悍敏捷，虽子贡、冉有通于政事，不能绝也。”夫以编名《酷吏》，列号“屠伯”，而辄比孔门达者，岂其伦哉！且以春秋至汉，多历年所，必言貌取人，耳目不接，又焉知其才术相类，锱铢无爽，而云不能绝乎？ 盖古之记事也，或先经张本，或后传终言，分布虽疏，错综逾密。今之记事也则不然。或隔卷异篇，遽相矛盾；或连行接句，顿成乖角。是以《齐史》之论魏收，良直邪曲，三说各异；《周书》之评太祖，宽仁好杀，二理不同。非惟言无准的，固亦事成首鼠者矣。夫人有一言，而史辞再三，良以好发芜音，不求谠理，而言之反覆，观者惑焉。 亦有开国承家，美恶昭露，皎如星汉，非靡沮所移，而轻事尘点，曲加粉饰。 求诸近史，此类尤多。如《魏书》称登国以鸟名官，则云“好尚淳朴，远师少皞”；述道武结婚蕃落，则曰“招携荒服，追慕汉高”。自余所说，多类如此。案魏氏始兴边朔，少识典、坟；作俪蛮夷，抑惟秦、晋。而鸟官创置，岂关郯子之言？ 髦头而偶，奚假奉春之策？奢言无限，何其厚颜！又《周史》称元行恭因齐灭得回，庾信赠其诗曰：“虢亡垂棘反，齐平宝鼎归。”陈周弘正来聘，在馆赠韦敻诗曰：“德星犹未动，直车讵肯来？”其为信、弘正所重如此。夫文以害意，自古而然，拟非其伦，由来尚矣。必以庾、周所作，皆为实录，则其所褒贬，非止一人，咸宜取其指归，何止采其四句而已？若乃题目不定，首尾相违，则百药、德棻是也；心挟爱憎，词多出没，则魏收、牛弘是也。斯皆鉴裁非远，智识不周，而轻弄笔端，肆情高下。故弥缝虽洽，而厥迹更彰，取惑无知，见嗤有识。 夫词寡者，出一言而已周。才芜者，资数句而方浃。案《左传》称绛父论甲子，隐言于赵孟；班《书》述楚老哭龚生，莫识其名氏。苟举斯一事，则触类可知。至嵇康、皇甫谧撰《高士记》，各为二叟立传，全采左、班之录，而其传论云：“二叟隐德容身，不求名利，避远乱害，安于贱役。”夫探揣古意，而广足新言，此犹子建之咏三良，延年之歌秋妇。至于临穴泪下，闺中长叹，虽语多本传，而事无异说。盖凫胫虽短，续之则悲；史文虽约，增之反累。加减前哲，岂容易哉！ 昔夫子断唐、虞以下迄于周，剪截浮词，撮其机要。故帝王之道，坦然明白。 嗟乎！自去圣日远，史籍逾多，得失是非，孰能刊定？假有才堪厘革，而以人废言，此绕朝所谓“勿谓秦无人，吾谋适不用”者也。

孝和皇帝时，韦、武弄权，母媪预政。士有附丽之者，起家而绾朱紫，予以无所傅会，取摈当时。会天子还京师，朝廷愿从者众。予求番次在后，大驾发日，因逗留不去，守司东都。杜门却扫，凡经三载。或有谮予躬为史臣，不书国事而取乐丘园，私自著述者，由是驿召至京，令专执史笔。于时小人道长，纲纪日坏，仕于其间，忽忽不乐，遂与监修国史萧至忠等诸官书求退，曰：仆幼闻《诗》、《礼》，长涉艺文，至于史传之言，尤所耽悦。寻夫左史，是曰《春秋》、《尚书》；素王、素臣，斯称微婉志晦。两京、三国，班、谢、陈、习阐其谟；中朝、江左，王、陆、干、孙纪其历。刘、石僣号，方策委于和、张；宋、齐应箓，惇史归于萧、沈。亦有汲冢古篆，禹穴残篇。孟坚所亡，葛洪刊其《杂记》；休文所缺，谢绰裁其《拾遗》。凡此诸家，其流盖广。莫不赜彼泉薮，寻其枝叶，原始要终，备知之矣。若乃刘峻作传，自述长于论才；范晔为书，盛言矜其赞体。斯又当仁不让，庶几前哲者焉。 然自策名仕伍，待罪朝列，三为史臣，再入东观，竟不能勒成国典，贻彼后来者，何哉？ 静言思之，其不可有五故也。何者？古之国史，皆出自一家，如鲁、汉之丘明、子长，晋、齐之董狐、南史，咸能立言不朽，藏诸名山。未闻藉以众功，方云绝笔。唯后汉东观，大集群儒，著述无主，条章靡立。由是伯度讥其不实，公理以为可焚，张、蔡二子纠之于当代，傅、范两家嗤之于后叶。今者史司取士，有倍东京。人自以为荀、袁，家自称为政、骏。每欲记一事，载一言，皆搁笔相视，含毫不断。故头白可期，而汗青无日。其不可一也。 前汉郡国计书，先上太史，副上丞相。后汉公卿所撰，始集公府，乃上兰台。 由是史官所修，载事为博。爰自近古，此道不行。史官编录，唯自询采，而左、右二史阙注起居，衣冠百家，罕通行状。求风俗于州郡，视听不该；讨沿革于台阁，簿籍难见。虽使尼父再出，犹且成于管窥；况仆限以中才，安能遂其博物！ 其不可二也。 昔董狐之书法也，以示于朝；南史之书弑也，执简以往。而近代史局，皆通籍禁门，深居九重，欲人不见。寻其义者，盖由杜彼颜面，访诸请谒故也。然今馆中作者，多士如林，皆愿长喙。无闻<齿责>舌。傥有五始初成，一字加贬，言未绝口，而朝野具知，笔未栖毫，而搢绅咸诵，夫孙盛实录，取嫉权门；王韶直书，见仇贵族。人之情也，能无畏乎？其不可三也。 古者刊定一史，纂成一家，体统各殊，指归咸别。夫《尚书》之教也，以疏通知远为主；《春秋》之义也，以惩恶劝善为先。《史记》则退处士而进奸雄，《汉书》则仰忠臣而饰主阙。斯并曩时得失之列，良史是非之准，作者言之详矣。 顷史官注记，多取禀监修，杨令公则云“必须直词，”宗尚书则云“宜多隐恶。” 十羊九牧，其令难行；一国三公，适从何在？其不可四也。 窃以史置监修，虽古无式，寻其名号，可得而言。夫言监者，盖总领之义耳。 如创纪编年，则年有断限；草传叙事，则事有丰约。或可略而不略，或应书而不书，此刊削之务也。属词比事，劳逸宜均，挥铅奋墨，勤惰须等。某袟某篇，付之此职；某传某志，归之彼官。此铨配之理也。斯并宜明立科条，审定区域。 傥人思自勉，则书可立成。今监之者既不指授，修之者又无遵奉，用使争学苟且，务相推避，坐变炎凉，徒延岁月。其不可五也。 凡此不可，其流实多，一言以蔽，三隅自反。而时谈物议，安得笑仆编次无闻者哉！比者伏见明公，每汲汲劝诱，勤勤于课责，或云“坟籍事重，努力用心。” 或云“岁序已淹，何时辍手？”切以纲维不举，而督课徒勤，虽威以刺骨之刑，勖以悬金之赏，终不可得也。语曰：“陈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”所以比者布怀知己，历抵群公，屡辞载笔之官，愿罢记言之职者，正为此尔。 抑又有所未谕，聊复一二言之。比奉高命，令隶名修史，而其职非一。如张尚书、崔、岭二吏部、郑太常等，既迫以吏道，不可拘之史任。以仆曹务多闲，勒令专知下笔。夫以惟寂惟寞，乃使记事记言。苟如其例，则柳常侍、刘秘监、徐礼部等，并门可张罗，府无堆案，何事置之度外，而使各无羁束乎！ 必谓诸贤载削非其所长，以仆鎗鎗铰铰，故推为首最。就如斯理，亦有其说。何者？仆少小从仕，早蹑通班。当皇上初临万邦，未亲庶务，而以守兹介直，不附奸回，遂使官若土牛，弃同刍狗。逮銮舆西幸，百寮毕从，自惟官曹务简，求以留后。居台常谓朝廷不知，国家于我已矣。岂谓一旦忽承恩旨，州司临门，使者结辙。既而驱驷马入函关，排千门谒天子。引贾生于宣室，虽叹其才；召季布于河东，反增其愧。明公既位居端揆，望重台衡，飞沉属其顾盼，荣辱由其俯仰。曾不上祈宸极，申之以宠光；佥议搢绅，縻我以好爵。其相见也，直云“史笔阙书，为日已久；石渠扫第，思子为劳。”今之仰追，唯此而已。 抑明公足下独不闻刘炫蜀王之说乎？昔刘炫仕隋，为蜀王侍读。尚书牛弘尝问之曰：“君王遇子其礼如何？”曰：“相期高于周、孔，见待下于奴隶。”弘不悟其言，请问其议。炫曰：“吾王每有所疑，必先见访，是相期高于周、孔。 酒食左右皆餍，而我余沥不沾，是见待下于奴隶也。”仆亦窃不自揆，轻敢方于鄙宗。何者？求史才则千里降追，语宦途则十年不进。意者得非相期高于班、马，见待下于兵卒乎！ 又人之品藻，贵识其性。明公视仆于名利何如哉？当其坐啸洛城，非隐非吏，惟以守愚自得，宁以充诎撄心。但今者黾勉从事，挛拘就役，朝廷厚用其才，竟不薄加其礼。求诸隗始，其义安施？傥使士有澹雅若严君平，清廉如段干木，与仆易地而处，亦将弹铗告劳，积薪为恨。况仆未能免俗，能不蒂芥于心者乎？ 当今朝号得人，国称多士。蓬山之下，良直差肩；芸阁之中，英奇接武。仆既功亏刻鹄，笔未获麟，徒殚太官之膳，虚索长安之米。乞已本职，还其旧居，多谢简书，请避贤路。唯明公足下，哀而许之。 至忠得书大惭，无以酬答，又惜其才，不许解史任。而宗楚客、崔湜、郑愔等，皆恶闻其短，共仇嫉之。俄而肖、宗等相次伏诛，然后获免于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