史通·外篇·古今正史第二

· 刘知几
《易》曰:“上古结绳以理,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。”儒者云:“伏羲氏始画八卦,造书契,以代结绳之政,由是文籍生焉。”又曰:“伏羲、神农、黄帝之书谓之‘三坟’,言大道也;少昊、颛顼、高辛、唐、虞之书谓之‘五典’,言常道也。”《春秋传》载楚左史能读三坟、五典。《礼记》曰:“外史掌三皇、五帝之书。”由斯而言,则坟、典文义,三、五史策,至于春秋之时犹大行于世。 爰及后古,其书不传,惟唐、虞已降,可得言者。然自尧而往,圣贤犹述,求其一二,仿佛存焉。而后来诸子,广造奇说,其语不经,其书非圣。故马迁有言:“神农已前,吾不知矣。”班固亦曰:“颛顼之事,未可明也。”斯则坟、典所记,无得而称者焉。右说三坟五典案尧、舜相承,已见坟、典;周监二代,各有书籍。至孔子讨论其义,删为《尚书》,始自唐尧,下终秦穆,其言百篇,而各为之序。 属秦为不道,坑儒禁学,孔子之末孙曰忠,壁藏其书。汉室龙兴,旁求儒雅,闻故秦博士伏胜能传其业,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受焉。时伏生年且百岁,言不可晓,口授其书,才二十九篇。自是传其学者有欧阳氏、大小夏侯。宣帝时,复有河内女子,得《泰誓》一篇献之,与伏生所诵合三十篇,行之于世。其篇所载年月,不与序相符会,又与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孟子》所引《泰誓》不同,故汉、魏诸儒,咸疑其谬。 《古文尚书》者,即孔忠所藏,科斗之文字也。鲁恭王坏孔子旧宅,始得之于壁中。博士孔安国以校伏生所诵,增多二十五篇,更以隶古字写之,编为四十六卷。司马迁屡访其事,故多有古说。安国又受诏为之训传。值武帝末,巫蛊事起,经籍道息,不获奏上,藏诸私家。刘向取校欧阳、大小夏侯三家经文,脱误甚众。至于后汉,孔子之本遂绝。其有见于经典者,诸儒皆谓之逸书。王肃亦注《今文尚书》,而大与古文孔传相类,或肃私见其本而独秘之乎? 晋元帝时,豫章内史梅颐始以孔《传》奏上,而缺《舜典》一篇,乃取肃之《尧典》,从“慎徽”以下分为《舜典》以续之。自是欧阳、大小夏侯家等学,马融、郑玄、王肃诸注废,而古文孔传独行,列于学官,永为世范。齐建武中,吴兴人姚方兴采马、王之义以造孔传《舜典》,云于大航购得,诣阙以献。举朝集议,咸以为非及江陵板荡,其文入北,中原学者得而异之,博士刘炫遂取此一篇列诸本第。古今人所习《尚书·舜典》,元出于姚氏者焉。右说《尚书》当周室微弱,诸侯力争,孔子应聘不遇,自卫而归。乃与鲁君子左丘明观书于太史氏,因鲁史记而作《春秋》。上遵周公遗制,下明将来之法,自隐及哀十二公行事。 经成以授弟子,弟子退而异言。丘明恐失其真,故论本事而为传,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。《春秋》所贬当世君臣,其事实皆形于传,故隐其书而不宣,所以免时难也。 及末世口说流行,故有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、《邹》、《夹》之传。邹氏无师,夹氏有录无书,故不显于世,汉兴,董仲舒、公孙弘并治《公羊》,其传习者有严、颜二家之学。宣帝即位,闻卫太子私好《穀梁》,乃召名儒蔡千秋、萧望之等大议殿中,因置博士。 平帝初,立《左氏》。逮于后汉,儒者数廷毁之。会博士李封卒,遂不复补。 逮和帝元兴十一年,郑兴父子奏请重立学官。至魏、晋,其书渐行,而二《传》亦废。今所用《左氏》本,即杜预所注者。右说《春秋》。 又当春秋之世,诸侯国自有史。故孔子求众家史记,而得百二十国书。如楚之书,郑之志,鲁之春秋,魏之纪年,此其可得言者。 左丘明既配经立传,又撰诸异同,号曰《外传国语》,二十一篇。斯盖采书、志等文,非唯鲁之史记而已。 楚、汉之际,有好事者,录自古帝王,公侯、卿大夫之世,终乎秦末,号曰《世本》,十五篇。春秋之后,七雄并争,秦并诸侯,则有《战国策》三十三篇。 汉兴,太中大夫陆贾纪录时功,作《楚汉春秋》九篇。右说《左传》。 孝武之世,太史公司马谈欲错综古今,勒成一史,其意未就而卒。子迁乃述父遗志,采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,删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,据楚、汉列国时事,上自黄帝,下讫麟止,作十二本纪、十表、八书、三十世家、七十列传,凡百三十篇,都谓之《史记》。厥协《六经》异传,整齐百家杂言,藏诸名山,副在京师,以俟后圣君子。 至宣帝时,迁外孙杨惲祖述其书,遂宣布焉。而十篇未成,有录而已。元、成之间,褚先生更补其缺,作《武帝纪》、《三王世家》、《龟策》、《日者》等传,辞多鄙陋,非迁本意也。 晋散骑常侍巴西谯周,以迁书周、秦已上或采家人诸子,不专据正经,于是作《古史考》二十五篇,皆凭旧典,以纠其谬。今则与《史记》并行于代焉。右说《史记》《史记》所书,年止汉武,太初以后,阙而不灵。其后刘向、向子歆及诸好事者,若冯商、卫衡、扬雄、史岑、梁审、肆仁、晋冯、段肃、金丹、冯衍、韦融、萧奋、刘恂等相次撰续,迄于哀、平间,犹名《史记》。 至建武中,司徒掾班彪以为其言鄙俗,不足以踵前史;又雄、歆褒美伪新,误后惑众,不当垂之后代者也。于是采其旧事;旁贯异闻,作《后传》六十五篇。 其子固以父所撰未尽一家,乃起元高皇,终乎王莽,十有二世,二百三十年,综其行事,上下通洽,为《汉书》纪、表、志、传百篇。其事未毕,会有上书云固私改作《史记》者,有诏京兆书系,悉录家书封上。固弟超诣阙自陈,明帝引见,言固续父所作,不敢改易旧书,帝意乃解。即出固,征诣校书,受诏卒业。经二十余载,至章帝建初中乃成。 固后坐窦氏事,卒于洛阳狱,书颇散乱,莫能综理。其妹曹大家,博学能属文,奉诏校叙。又选高才郎马融等十人,从大家受读。其八表乃《天文志》等,犹未克成,多是待诏东观马续所作。而《古今人表》尤不类本书。 始自汉末,迄乎陈世,为其注解者凡三十五家,至于专门受业,遂与《五经》相亚。 初,汉献帝以固书文繁难省,乃诏侍中荀悦依《左氏传》体,删为《汉纪》三十篇,命秘书给纸笔。经五六年乃就。其言简要,亦与纪传并行。右说《汉书》在汉中兴,明帝始诏班固与睢阳令陈宗、长陵令尹敏、司隶从事孟异作《世祖本纪》,并撰功臣及新市、平林、公孙述事,作列传、载记二十八篇。 自是以来,春秋考纪亦以焕炳,而忠臣义士莫之撰勒。于是又诏史官谒者仆射刘珍及谏议大夫李尤杂作记、表、名臣、节士、儒林、外戚诸传,起自建武,讫乎永初。事业垂竟,而珍、尤继卒。复命待中伏无忌与谏议大夫黄景作诸王、王子、功臣、恩泽侯表、南于单、西羌传、地理志。至元嘉元年,复令太中大夫边韶、大军营司马崔寔、议郎朱穆、曹寿杂作《孝穆》、《崇》及《顺烈皇后传》,又增《外戚传》入思安等后,《儒林列传》入崔篆诸人。寔、寿又与议郎延笃杂作《百官表》,顺帝功臣《孙程》、《郭愿》及《郑众》、《蔡伦》等传。凡百十有四篇,号曰《汉纪》。熹平中,光禄大夫马日磾、议郎蔡邕、杨彪、卢植著作东观,接续纪传之可成者,而邕别作《朝会》、《车服》二志。后坐事徙朔方,上书求还,续成十志。会董卓作乱,大驾西迁,史臣废弃,旧文散佚。及在许都,杨彪颇存注记。至于名贤君子,自永初已下阙续。魏黄初中,唯著《先贤表》,故《汉记》残缺,至晋无成。 泰始中,秘书丞司马彪始讨论众书,缀其所闻,起元兴武,终于孝献,录世十二,编年二百,通综上下,旁引庶事,为纪、志、传凡八十篇,号曰《续汉书》。 又散骑常侍华峤删定《东观记》为《汉后书》,帝纪十二、皇后纪二、典十、列传七十、谱三,总九十七篇。其十典竟不成而卒。自斯已往,作者相继,为编年者四族,创纪传者五家,推其所长,华氏居最。而遭晋室东徙,三惟一存。 至宋宣城太守范晔,乃广集学徒,穷览旧籍,删烦补略,作《后汉书》,凡十纪、十志、八十列传,合为百篇。会晔以罪被收,其十志亦未成而死。先是,晋东阳太守袁宏抄撮《汉氏后书》,依荀悦体,著《后汉纪》三十篇。世言汉中兴史者,唯范、袁二家而已。右说《后汉书》魏史,黄初、太和中始命尚书卫觊、缪袭草创纪传,累载不成。又命侍中韦诞、应璩,秘书监王沈、大将军从事中郎阮藉,司徒右长史孙该、司隶校尉傅玄等,复共撰定。其后王沈独就其业,勒成《魏书》四十四卷。其书多为时讳,殊非实录。 吴大帝之季年,始命太史丁孚、郎中项峻撰《吴书》。孚、峻俱非史才,其文不足纪录。至少帝时,更敕韦曜、周昭、薛莹、梁广、华覈访求往事,相与记述。并作之中,曜、莹为首。当归命侯时,昭广先亡,曜、莹徙黜,史官久阙,书遂无闻。覈表请召曜、莹续成前史,其后曜独终其书,定为五十五卷。 至晋受命,海内大同,著作陈寿乃集三国史,撰为《国志》凡六十五篇。夏侯湛时亦著《魏书》,见寿所作,便坏已草而罢。及寿卒,梁州大中正范頵表言《国志》明乎得失,辞多劝戒,有益风化,愿垂采录。于是诏下河南尹,就家写其书。 先是,魏时京兆鱼豢私撰《魏略》,事止明帝。其后孙盛撰《魏氏春秋》,王隐撰《蜀记》,张勃撰《吴录》,异闻错出,其流最多。宋文帝以《国志》载事伤于简略,乃命中书郎裴松之兼采众书,补注其阙。由是世言《三国志》者,以裴《注》为本焉。右说《三国志》晋史,洛京时,著作郎陆机始撰《三祖纪》,佐著作郎束晳又撰十志。会中朝丧乱,其书不存。先是,历阳令陈郡王铨有著述才,每私录晋事及功臣行状,未就而卒。子隐博学多闻,受父遗业,西都事迹,多所详究。过江为著作郎,受诏撰晋史。为其同僚虞预所诉,坐事免官。家贫无资,书未遂就,乃依征西将军瘐亮于武昌镇。亮给其纸笔,由是获成,凡为《晋书》八十九卷。咸康六年,始诣阙奏上。隐虽好述作,而辞拙才钝。其书编次有序者,皆铨所修;章句混漫者,必隐所作。时尚书郎领国史干宝亦撰《晋纪》,自宣迄愍七帝,五十三年,凡二十二卷。其书简略,直而能婉,甚为当时所称。 晋江左史官,自邓粲、孙盛、檀道鸾、王韶之已下,相次继作。远则偏记两帝,近则唯叙八朝。至宋湘东太守何法盛,始撰《晋中兴书》,勒成一家,首尾该备。齐隐士东莞臧荣绪又集东、西二史,合成一书。 皇家贞观中,有诏以前后晋史十有八家,制作虽多,未能尽善,乃敕史官更加纂录。采正典与杂说数十余部,兼引伪史十六国书,为纪十、志十二、列传七十、载记三十,并叙例、目录合为百三十二卷。自是言晋史者,皆弃其旧本,竞从新撰者焉。右说《晋书》。 宋史,元嘉中,著作郎何承天草创纪传。自此以外,悉委奉朝请山谦之补承天残缺。后又命裴松之续成国史。松之寻卒,史佐孙冲之表求别自创立,为一家之言。孝建初,又敕南台侍御史苏宝生续造诸传,元嘉名臣皆其所撰。宝生被诛。 大明六年,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。爰因何、山、苏所述,勒成一书,其《臧质》、《鲁爽》、《王僧达》诸传,又皆孝武自造,而序事多虚,难以取信。自永光已后,至禅让十余年中,阙而不载。至齐著作沈约,更补缀所遗,制成新史。 始自义熙肇号,终乎升明三年。为纪十、志三十、列传六十,合百传,名曰《宋书》。 永明末,其书既行,河东裴子野更删为《宋略》二十卷。沈约见而叹曰:“吾所不逮也。”由是世之言宋史者,以裴《略》为上,沈《书》次之。右说《宋书》。 齐史,江淹始受诏著述,以为史之所难,无出于志,故先著十《志》,以见其才。沈约复撰齐史二十篇。梁天建中,太尉录事萧子显启撰齐史,书成表奏之。 诏付秘阁。起升明之年,尽永元之代。为纪八、志十一、列传四十,合成五十九篇。 时奉朝请吴均亦表请撰齐史,乞给起居注并群臣行状。有诏:“齐氏故事,布在流俗,闻见既多,可自搜访也。”均遂撰《齐春秋》三十篇。其书称梁帝为齐明佐命,帝恶其实,诏燔之。然其私本竟能与萧氏所撰并传于后。右说《齐书》。 梁史,武帝时,沈约与给事中周兴嗣、步兵校尉鲍行卿、秘书监谢昊相承撰录,已有百篇。值承圣沦没,并从焚荡。庐江何之元、沛国刘璠以所闻见,穷其始末,各撰《梁典》三十篇,而纪传之书未有其作。陈祠部郎中姚察有志撰勒,施功未周。但既当朝务,兼知国史,至于陈亡,其书不就。 陈史,初有吴郡顾野王、北地傅縡各为撰史学士,其武、文二帝纪即顾、傅所修。太建初,中书郎陆琼续撰诸篇,事伤繁杂,姚察就加删改,粗有条贯。 及江东不守,持以入关。隋文帝尝索梁、陈事迹,察具以所成每篇续奏,而依违荏苒,竟未绝笔。 皇家贞观初,其子思廉为著作郎,奉诏撰成三史。于是凭其旧稿,加以新录,弥历九载,方始毕功。定为《梁书》五十卷、《陈书》三十六卷,今并行世焉。 右说《梁书》、《陈书》。 十六国史,前赵刘聪时,领左国史公师彧撰《高祖本纪》及功臣传二十人,甚得良史之体,凌修谮其讪谤光帝,聪怒而诛之。刘曜时,平舆子和苞撰《汉赵记》十篇,事止当年,不终曜灭。 后赵石勒令其臣徐光、宗历、傅畅、郑愔等撰《上党国记》、《起居注》、《赵书》。其后又令王兰、陈安、程阴、徐机等相次撰述。至石虎,并令刊削,使勒功业不传。其后燕太傅长史田融、宋尚书库部郎郭仲产、北中郎参军王度追撰二石事,集为《邺都记》、《赵记》等书。 前燕有起居注,杜辅全录以为《燕纪》。后燕建兴元年,董统受诏草创后书,著本纪并佐命功臣、王公列传,合三十卷。慕容垂称其叙事富赡,足成一家之言。 但褒述过美,有惭董史之直。其后申秀、范亨各取前后二燕合成一史。 南燕,有赵郡王景晖,尝事德超,撰二主起居注。超亡,仕于冯氏,官至中书令,仍撰《南燕录》六卷。 蜀初号曰成,后改称汉。李势散骑常侍常璩撰《汉之书》十卷。后入晋秘阁,改为《蜀李书》。璩又撰《华阳国志》,具载李氏兴灭。 前凉,张骏十五年,令其西曹边浏集内外事,以付秀才索绥,作《凉国春秋》五十卷。又张重华护军参军刘庆在东菀专修国史二十余年,著《凉记》十二卷。 建康太守索晖、从事中郎刘昞又各著《凉书》。 前秦史官,初有赵渊、车敬、梁熙、韦谭相继著述。苻坚尝取而观之,见苟太后幸李威事,怒而焚灭其本。后著作郎董朏追录旧语,十不一存。及宋武帝入关,曾访秦国事,又命梁州刺史吉翰问诸仇池,并无所获。先是,秦秘书郎赵整修撰国史,值秦灭,隐于商洛山,著书不辍,有冯翊、车频助其经费。整卒,翰乃启频纂成其书,以元嘉九年起,至二十八年方罢,定为三卷。而年月失次,首尾不伦。河东裴景仁又正其讹僻,删为《秦纪》十一篇。 后秦,扶风马僧虔、何东卫隆景并著《秦史》。及姚氏之灭,残缺者多。泓从弟和都,仕魏为佐民尚书,又追撰《秦纪》十卷。 夏,天水赵思群、北地张渊,于真兴、承光之世,并受命著其国书。及统万之亡,多见焚烧。 西凉与西秦,其史或当代所书,或他邦所录。段龟龙记吕氏,宗钦记沮渠氏,郭韶记秃发氏,韩显宗记冯氏。唯有四者可知,自馀不详谁作。 魏氏黄门侍郎崔鸿,乃考覈众家,辨其同异,除烦补阙,错综纲纪,易其国书曰录,主纪曰传,都谓之《十六国春秋》。鸿始以景明之初求诸国逸史,逮正始元年,鸠集稽备,而犹阙蜀事,不果成书。推求十有五年,始于江东购获,乃增其篇目,勒为十卷。鸿殁后,永安中,其子缮写奏上,请藏诸秘阁。由是伪史宣布,大行于时。右说《十六国春秋》。 元魏史,道武时,始令邓渊著国纪,唯为十卷,而条例未成。暨乎明元,废而不述。神□二年,又诏集诸文士崔浩、浩弟鉴、高谠、邓颍、晁继、范亨、黄辅等撰国书,为三十卷。又特命浩总监史任,务从实录。复以中书郎高允、散骑侍郎张伟并参著作,续成前史书,叙述国事,无隐所恶,而刊石写之,以示行路。 浩坐此夷三族,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。自是遂废史官。至文成帝和平元年,始复其职,而以高允典著作,修国记。允年已九十,手目俱衰。时有校书郎刘模,长于缉缀,乃令执笔而口占授之。如是者五六岁。所成篇卷,模有力焉。初,国记自邓、崔以下,皆相承作编年体。至孝文太和十一年,诏秘书丞李彪,著作郎崔光始分为纪传异科。宣武时,命邢峦追撰《孝文起居注》。既而崔光、王遵业补续,下讫孝明之世。温子升复修《孝庄纪》,济阴王晖业撰《辨宗室录》。魏史官私所撰,尽于斯矣。 齐天保二年,敕秘书监魏收博采旧闻,勒成一史又命刁柔、辛元植、房延祐、<目击>仲让、裴昂之,高孝幹等助其编次。收所取史官,惧相凌忽,故刁、辛诸子并乏史才,唯以仿佛学流,凭附得进。于是大征百家谱状,斟酌以成《魏书》。 上自道武,下终孝靖,纪传与志凡百三十卷。收谄齐氏,于魏室多不平。既党北朝,又厚诬江左。性憎胜己,喜念旧恶,甲门盛德与之有怨者,莫不被以丑言,没其善事。迁怒所至,毁及高曾。书成始奏,诏收于尚书省与诸家论讨。前后列诉者百有余人。时尚书令杨遵彦,一代贵臣,势倾朝野,收撰其家传甚美,是以深被党援。诸讼史者皆获重罚,或有毙于狱中。群怨谤声不息。孝昭世,敕收更加研审,然后宣布于外。武成尝访诸群臣,犹云不实,又令治改,其所变易甚多。 由是世薄其书,号为“秽史”。 至隋开皇,敕著作郎魏澹与颜之推、辛德源更撰《魏书》,矫正收失。澹以西魏为真,东魏为伪,故文、恭列纪,孝靖称传。合纪、传、论例,总九十二篇。 炀帝以澹书犹未能善,又敕左仆射杨素别撰,学士潘徽、褚亮、欧阳询等佐之。 会素薨而止。今世称魏史者,犹以收本为主焉。右说《魏书》高齐史,天统初,太常少卿祖孝征述献武起居,名曰《黄初传天录》。时中书侍郎陆元规常从文宣征讨,著《皇帝实录》,唯记行师,不载它事。自武平后,史官阳休之、杜台卿、祖崇儒、崔子发等相继注记。 逮于齐灭,隋秘书监王劭、内史令李德林并少仕邺中,多识故事。王乃凭述起居注,广以异闻,造编年书,号曰《齐志》,时有六卷。李在齐预修国史,创纪传书二十七卷。自开皇初,奉诏续撰,增多齐史三十八篇,以上送官,藏之秘府。皇家贞观初,敕其子中书舍人百药仍其旧录,杂采它书,演为五十卷。今之言齐史者,惟王、李二家云。右说《北齐书》。 宇文周史,大统年有秘书丞柳虬兼领著作,直辞正色,事有可称。至隋开皇中,秘书监牛弘追撰《周纪》十有八篇,略叙纪纲,仍皆抵忤。皇家贞观初,敕秘书丞令狐德棻、秘书郎岑文本共加修缉,定为《周书》五十卷。右说《后周书》。 隋史,当开皇仁寿时,王劭为书八十卷,以类相从,定其篇目。至于编年、纪传,并阙其体。炀帝世,惟有王胄等所修《大业起居注》。及江都之祸,仍多散逸。皇家贞观初,敕中书侍郎颜师古、给事中孔颖达共撰成《隋书》五十五卷,与新撰《周书》并行于时。 初,太宗以梁、陈及齐、周、隋氏并未有书,乃命学士分修。事具于上。仍使秘书监魏征总知其务,凡有赞论,征多预焉。始以贞观三年创造,至十八年方就,合为《五代纪传》,并目录凡二百五十二卷。书成,下于史阁。惟有十志,断为三十卷,寻拟续奏,未有其文。又诏左仆射于志宁、太史令李淳风、著作郎韦安仁、符玺郎李延寿同撰。其先撰史人,唯令狐德棻重预其事。太宗崩后,刊勒始成。其篇第虽编入《隋书》其实别行,俗称为《五代史志》。右说《隋书》。 惟大唐之受命也,义宁、武德间,工部尚书温大雅首撰《创业起居注》三篇。 自是司空房玄龄、给事中许敬宗、著作佐郎敬播相次立编年体,号为“实录”。 迄乎三帝,世有其书。 贞观初,姚思兼廉撰纪传,粗成三十卷。至显庆元年,太尉长孙无忌与于志宁、令狐德棻、著作郎刘胤之、杨仁卿、起居郎顾胤等,因其旧作,缀以后事,复为五十卷。虽云繁杂,时有可观。龙朔中,敬宗又以太子少师总统史任。更增前作,混成百卷。如《高宗本纪》及永徽名臣、四夷等传,多是其所造。又起草十志,未半而终。敬宗所作纪传,或曲希时旨,或猥饰私憾,凡有毁誉,多非实录。必方诸魏伯起,亦犹张衡之蔡邕焉。其后左史李仁实续撰《于志宁》、《许敬宗》、《李义府》等传,载言记事,见推直笑。惜其短岁,功业未终。至长寿中,春官侍郎牛凤及又断自武德,终于弘道,撰为《唐书》百有十卷。凤及以喑聋不才,而辄议一代大典,凡所撰录,皆索责私家行状,而世人叙事罕能自远。 或言皆比兴,全类咏歌,或语多鄙朴,实同文案,而总入编次,了无厘革。其有出自胸臆,申其机杼,发言则嗤鄙怪诞,叙事则参差倒错。故阅其篇第,岂谓可观;披其章句,不识所以。既而悉收姚、许诸本,欲使其书独行。由是皇家旧事,残缺殆尽。 长安中,余与正谏大夫朱敬则、司封郎中徐坚、左拾遗吴兢奉诏更撰《唐书》,勒成八十卷,神龙元年又与坚、兢等重修《则天实录》,编为二十卷,夫旧史之坏,其乱如绳,错综艰难,期月方毕。虽言无可择,事多遗恨,庶将来削稿,犹有凭焉。 大抵自古史臣撰录,其梗概如此。盖属词比事,以月系年,为史氏之根本,作生人之耳目者,略尽于斯矣。自馀偏记小说,则不暇具而论之,右说《唐书》。
写景 思乡 唐诗三百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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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通·外篇·暗惑第十二

刘知几
夫人识有不烛,神有不明,则真伪莫分,邪正靡别。昔人有以发绕炙误其国君者,有置毒于胙诬其太子者。夫发经炎炭,必致焚灼;毒味经时,无复杀害。而行之者伪成其事,受之者信以为然。故使见咎一时,取怨千载。夫史传叙事,亦多如此。其有道理难凭,欺诬可见。如古来学者,莫觉其非,盖往往有焉。今聊举一二,加以驳难,列之于左。 《史记》本纪曰:瞽叟使舜穿井,为匿空旁出。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。瞽叟、象喜,以舜为己死。象乃止舜宫。 难曰:夫杳冥不测,变化无恒,兵革所不能伤,网罗所不能制,若左慈易质为羊,刘根窜形入壁是也。时无可移,祸有必至,虽大圣所不能免,若姬伯拘于羑里,孔父阨于陈、蔡是也。然俗之愚者,皆谓彼幻化,是为圣人。岂知圣人智周万物,才兼百行,若斯而已,与夫方内之士,有何异哉!如《史记》云重华入于井中,匿空而去,此则其意以舜是左慈、刘根之类,非姬伯、孔父之徒。苟识事如斯,难以语夫圣道矣。且案太史公云:黄帝、尧、舜轶事,时时见于他说。余择其言尤雅者,著为本纪书首。若如向之所述,岂可谓之雅邪? 又《史记·滑稽传》:孙叔敖为楚相,楚王以霸。病死,居数年,其子穷困负薪。优孟即为孙叔敖衣冠;抵掌谈语,岁余,象孙叔敖,楚王及左右不能别也。庄王置酒,优孟为寿,王大惊,以为孙叔敖复生,欲以为相。 难曰:盖语有之:“人心不同,有如其面。”故窊隆异等,修短殊姿,皆禀之自然,得诸造化。非由仿效,俾有迁革。如优孟之象孙叔敖也,衣冠谈说,容或乱真,眉目口鼻,如何取类?而楚王与其左右曾无疑惑者邪?昔陈焦既亡,累年而活;秦谍从缢,六日而苏。顾使竹帛显书,古今称怪。况叔敖之殁,时日已久,楚王必谓其复生也,先当诘其枯骸再肉所由,阖棺重开所以。岂有片言不接,一见无疑,遽欲加以宠荣,复其禄位!此乃类中行事,岂人伦所为者哉! 又《史记·田敬仲世家》曰:“田常成子以大斗出贷,以小斗收。齐人歌之曰:妪乎采芑,归乎田成子。” 难曰:夫人既从物故,然后加以易名。田常见存,而遽呼以谥,此之不实,明然可知。又案《左氏传》,石碏曰:“陈恒公方有宠于王。”《论语》,陈司败问孔子:“昭公知礼乎?”《史记》,家令说太上皇曰:“高祖虽子,人主也。”诸如此说,其例皆同。然而事由过误,易为笔削。若《田氏世家》之论成子也,乃结以韵语,纂成歌词,欲加刊正,无可厘革。故独举其失,以为标冠云。 又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曰:“孔子既殁,有若状似孔子,弟子相与共立为师,师之如夫子也。他日,弟子进问曰:‘昔夫子当行,使弟子持雨具,已而果雨。’”“商瞿年长无子,母为取室。孔子曰:‘瞿年四十后,当有五丈夫子。’已而果然。敢问夫子何以知此?”有若默然无应。弟子起曰:“有子避,此非子之坐也!” 难曰:孔子弟子七十二人,柴愚参鲁,宰言游学,师、商可方,回、赐非类。此并圣人品藻,优劣已详,门徒商榷,臧否又定。如有若者,名不隶于四科,誉无偕于十哲。逮尼父既殁,方取为师。以不答所问,始令避坐。同称达者,何见事之晚乎?且退老西河,取疑夫子,犹使丧明致罚,投杖谢愆。何肯公然自欺,诈相策奉?此乃儿童相戏,非复长老所为。观孟轲著书,首陈此说;马迁裁史,仍习其言。得自委巷,曾无先觉,悲夫! 又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皆曰:上自洛阳南官,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。上曰:“此何语?”留侯曰:“陛下所封皆故人亲爱,所诛皆平生仇忌。此属畏诛,故相聚谋反尔。”上乃忧曰:“为之奈何?”留侯曰:“上平生所憎,谁最甚者?”上曰:“雍齿。”留侯曰:“今先封雍齿,以示群臣。群臣见雍齿封,则人人自坚矣。”于是上置酒,封雍齿为侯。 难曰:夫公家之事,知无不为,见无礼于君,如鹰鹯之逐鸟雀。案子房之少也,倾家结客,为韩报仇。此则忠义素彰,名节甚著。其事汉也,何为属群小聚谋,将犯其君,遂默然杜口,俟问方对?倘若高祖不问,竟欲无言者邪?且将而必诛,罪在不测。如诸将屯聚,图为祸乱,密言台上,犹惧觉知;群议沙中,何无避忌?为国之道,必不如斯。然则张良虑反侧不安,雍齿以嫌疑受爵,盖当时实有其事也。如复道之望、坐而语,是说者敷演,妄溢其端耳。 又《东观汉记》曰:赤眉降后,积甲与熊耳山齐云云。 难曰:案盆子既亡,弃甲诚众。必与山比峻,则未之有也。昔《武成》云:“前徒倒戈”,“血流漂杵”。孔安国曰:盖言之甚也。“如积甲与熊耳山齐”者,抑亦“血流漂杵”之徒欤? 又《东观汉记》曰:郭伋为并州牧,行部到西河美稷,有童儿数百各骑竹马,于道次迎拜。伋问:“儿曹何自远来?”对曰:“闻使君始到,喜,故奉迎。”伋辞谢之。事讫,诸儿送至郭外,问:“使君何日到还?”伋使别驾计日告之,既还,先期一日,伋为违信,止于野亭,须期乃入。 难曰:盖此事不可信者三焉。案汉时方伯,仪比诸侯,其行也,前驱竟野,后乘塞路,鼓吹沸喧,旌棨填咽。彼草莱稚子,龆龀童儿,非唯羞赧不见,亦自惊惶失据。安能犯驺驾,凌襜帷,首触威严,自陈襟抱?其不可信一也。又方伯案部,举州振肃。至如墨绂长吏,黄绶群官,率彼史人,颙然伫候。兼复扫除逆旅,行里有程,严备供具,憩息有所。如弃而不就,居止无恒,必公私阙拟,客主俱窘。凡为良二千石,固当知人所苦,安得轻赴数童之期,坐失百城之望?其不可信二也。夫以晋阳无竹,古今共知,假有传檄它方,盖亦事同大夏,访知商贾,不可多得。况在童孺,弥复难求,群戏而乘,如何克办?其不可信三也。凡说此事,总有三科。推而论之,了无一实,异哉! 又《魏志注》:《语林》曰:匈奴遣使人来朝,太祖领崔琰在座,而已握刀侍立。既而,使人问匈奴使者曰:“曹公何如?”对曰:“曹公美则美矣,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。”太祖乃追杀使者云云。 难曰:昔孟阳卧床,诈称齐后;纪信乘纛,矫号汉王。或主遘屯蒙,或朝罹兵革。故权以取济,事非获己。如崔琰本无此急,何得以臣代君者哉?且凡称人君,皆慎其举措,况魏武经纶霸业,南面受朝,而使臣居君座,君处臣位,将何以使万国具瞻,百寮佥瞩也!又汉代之于匈奴,其为绥抚勤矣。虽复略以金帛,结以亲姻,犹恐虺毒不悛,狼心易扰。如辄杀其使者,不显罪名,复何以怀四夷于外蕃,建五利于中国?且曹公必以所为过失,惧招物议,故诛彼行人,将以杜滋谤口,而言同纶綍,声遍寰区,欲盖而彰,止益其辱。虽愚暗之主,犹所不为,况英略之君,岂其若是?夫刍荛鄙说,闾巷谰言,凡如此书,通无击难。而裴引《语林》斯事,编入《魏史注》中,持彼虚词,乱兹实录。盖曹公多诈,好立诡谋,流俗相欺,遂为此说。故特申掎抚,辩其疑误者焉。 又魏世诸小书,皆云文鸯侍讲,殿瓦皆飞云云。 难曰:案《汉书》云:项王叱咤,慑伏千人。然则呼声之极大者,不过使人披靡而已。寻文鸯武勇,远惭项籍,况侍君侧,固当屏气徐言,安能檐瓦皆飞,有逾武安鸣鼓!且瓦既飘陨,则人心震惊而魏帝与其群臣焉得岿然无害也? 又《晋阳秋》曰:胡质为荆州刺史,子威自京都省之,见父十余日,告归。质踢绢一匹,为路粮。威曰:“大人清高,不审于何得此绢?”质曰:“是吾俸禄之余。” 难曰:古今谓方牧二千石者,以其禄有二千石故也。名以定体,贵实甚焉。设使廉如伯夷,介若黔敖,苟居此职,终不患于贫绥者。如胡威之别其父也,一缣之财,犹且发问,则千石俸,其费安施?料以牙筹,推之食箸,察其厚薄,知不然矣。或曰观诸史所载,兹流非一。必以多为证,则足可无疑。然人自有身安弊缊,口甘粗粝,而多藏镪帛,无所散用者。故公孙弘位至三公,而卧布被,食脱粟饭。汲黯所谓齐人多诈者是也。安知胡威之徒其俭亦皆如此,而史臣不详厥理,直谓清白当然,谬矣哉! 又《新晋书·阮籍传》曰:籍至孝。母终,正与人围棋。对者求止,籍留与决。既而饮酒二斗,举声一号,吐血数升。及葬,食一蒸㹠,饮二斗酒。然后临穴,直言“穷矣”!举声一号,因复吐血数斗。毁瘠骨立,殆致灭性。 难曰:夫人才虽下愚,识虽不肖,始亡天属,必致其哀。但有苴绖未几,悲荒遽辍,如谓本无戚容,则未之有也。况嗣宗当圣善将殁,闵凶所钟,合门惶恐,举族悲咤。居里巷者,犹停舂相之音;在邻伍者,尚申匍匐之救。而为其子者,方对局求决,举杯酣畅。但当此际,曾无感恻,则心同木石,志如枭獍者,安有既临泉穴,始知摧恸者乎?求诸人情,事必不尔。又孝子之丧亲也,朝夕孺慕,盐酪不尝,斯可至于癯瘠矣。如甘旨在念,则筋肉内宽;醉饱自得,则饥肤外博。况乎溺情㹠酒,不改平素,虽复时一呕恸,岂能柴毁骨立乎?盖彼阮生者,不修名教,居丧过失,而说者遂言其无礼如彼。又以其志操本异,才识甚高,而谈者遂言其至性如此。惟毁及誉,皆无取焉。 又《新晋书·王祥传》曰:祥汉末遭乱,扶母携弟览,避地庐江,隐居三十余年,不应州郡之命,母终,徐州刺史吕虔檄为别驾,年垂耳顺,览劝之,乃应召。于时,寇贼充斥,祥率励兵士,频讨破之。时人歌曰:“海、沂之康,实赖王祥。”年八十五,太始五年薨。 难曰:祥为徐州别驾,寇盗充斥,固是汉建中徐州未清时事耳。有魏受命凡四十五年,上去徐州寇贼充斥,下至晋太始五年,当六十年已上矣。祥于建安中年垂耳顺,更加六十载,至晋太始五年薨,则当年一百二十岁矣。而史云年八十五薨者,何也?如必以终时实年八十五,则为徐州别驾,止可年二十五六矣。又云其未从官已前,隐居三十余载者,但其被檄时,止年二十五六,自此而往,安得复有三十余年乎?必谓祥为别驾在建安后则徐州清晏,何得云“于时,寇贼充斥,祥率励兵士频讨破之”乎?求其前后,无一符会也。 凡所驳难具列如右。盖精《五经》者,讨群儒之别义。练《三史》者,征诸子之异闻。加以探赜索隐,然后辨其纰缪。如向之诸史所载则不然,何者?其叙事也,惟记一途,直论一理,而矛盾自显,表理相乖。非复牴牾,直成狂惑者尔!寻兹失所起,良由作者情多忽略,识惟愚滞。或采彼流言,不加铨择;或传诸缪说,即从编次。用使真伪混淆,是非参错。盖语曰:君子可欺不可罔。至如邪说害正,虚词损实,小人以为信尔,君子知其不然。又语曰:尽信书不如无书。盖为此也。夫书彼竹帛,事非容易,凡为国史,可不慎诸!

史通·内篇·序例第十

刘知几
孔安国有云:《序》者,所以叙作者之意也。窃以《书》列典谟,《诗》含比兴,若不先叙其意,难以曲得其情。故每篇有序,敷畅厥义。降逮《史》、《汉》,以记事为宗,至于表志杂传,亦时复立序。文兼史体,状若子书,然可与诰誓相参,风雅齐列矣。 迨华峤《后汉》,多同班氏。如《刘平》、《江革》等传,其《序》先言孝道,次述毛义养亲。此则《前汉·王贡传》体,其篇以四皓为始也。峤言辞简质,叙致温雅,味其宗旨,亦孟坚之亚欤? 爰洎范晔,始革其流,遗弃史才,矜衒文彩。后来所作,他皆若斯。如是迁、固之道忽诸,微婉之风替矣。若乃《后妃》、《列女》、《文苑》、《儒林》,凡此之流,范氏莫不列序。夫前史所有,而我书独无,世之作者,以为耻愧。故上自《晋》、《宋》,下及《陈》、《隋》,每书必序,课成其数。盖为史之道,以古传今,古既有之,今何为者?滥觞笔迹,容或可观;累屋重架,无乃太甚。 譬夫方朔始为《客难》,续以《宾戏》、《解嘲》;枚乘首唱《七发》,加以《七章》、《七辩》。音辞虽异,旨趣皆同。此乃读者所厌闻,老生之恒说也。 夫史之有例,犹国之有法。国无法,则上下靡定;史无例,则是非莫准。昔夫子修经,始发凡例;左氏立传,显其区域。科条一辨,彪炳可观。降及战国,迄乎有晋,年逾五百,史不乏才,虽其体屡变,而斯文终绝。唯令升先觉,远述丘明,重立凡例,勒成《晋纪》。邓、孙已下,遂蹑其踪。史便中兴,于斯为盛。 若沈《宋》之志序,萧《齐》之序录,虽皆以序为名,其实例也。必定其臧否,征其善恶,干宝、范晔,理切而多功,邓粲、道鸾,词烦而寡要,子显虽文伤蹇踬,而义甚优长。斯一二家,皆序例之美者。 夫事不师古,匪说攸闻,苟模楷曩贤,理非可讳。而魏收作例,全取蔚宗,贪天之功以为己力,异夫范依叔骏,班习子长。攘袂公行,不陷穿窬之罪也? 盖凡例既立,当与纪传相符。案皇朝《晋书》例云:“凡天子庙号,唯书于卷末。”依检孝武崩后,竟不言庙曰烈宗。又案百药《齐书》例云:“人有本行字者,今并书其名。”依检如高慎、斛律光之徒,多所仍旧,谓之仲密、明月。 此并非言之难,行之难也。又《晋》、《齐》史例皆云:“坤道卑柔,中宫不可为纪,今编同列传,以戒牝鸡之晨。”窃惟录皇后者,既为传体,自不可加以纪名。二史之以后为传,虽云允惬,而解释非理,成其偶中。所谓画蛇而加以足,反失杯中之酒也。 至于题目失据,褒贬多违,斯并散在诸篇,此可得而略矣。

史通·外篇·杂说上第七

刘知几
○《春秋》(二条) 案《春秋》之书弑也,称君,君无道;称臣,臣之罪。如齐之简公,未闻失德,陈恒构逆,罪莫大焉。而哀公十四年,书“齐人弑其君壬于舒州。”斯则贤君见抑,而贼臣是党,求诸旧例,理独有违。但此是绝笔获麟之后,弟子追书其事。岂由以索续组,不类将圣之能者乎?何其乖剌之甚也。 案《春秋左氏传》释《经》云:灭而不有其地曰入,如入陈,入郑,入许,即其义也。至柏举之役,子常之败,庚辰吴入,独书以郢。夫诸侯列爵,并建国都,惟取国名,不称都号。何为郢之见入,遗其楚名,比于他例,一何乖踳! 寻二《传》所载,皆云入楚,岂《左氏》之本,独为谬欤? 《左氏传》(二条) 《左氏》之叙事也,述行师则簿领盈视,哤聒沸腾;论备火,则区分在目,修饰峻整;言胜捷,则收获都尽;记奔败,则披靡横前;申盟誓则慷慨有余;称谲诈则欺诬可见;谈恩惠则煦如春日;纪严切则凛若秋霜;叙兴邦则滋味无量;陈亡国则凄凉可悯。或腴辞润简牍,或美句入咏歌,跌宕而不群,纵横而自得。 若斯才者,殆将工侔造化,思涉鬼神,著述罕闻,古今卓绝。如二《传》之叙事也,榛芜溢句,疣赘满行,华多而少实,言拙而寡味。若必方于《左氏》也,非唯不可为鲁、卫之政,差肩雁行,亦有云泥路阻,君臣礼隔者矣。 《左传》称仲尼曰:“鲍庄子之智不如葵,葵犹能卫其足。”夫有生而无识,有质而无性者,其唯草木乎?然自古设比兴,而以草木方人者,皆取其善恶薰莸,荣枯贞脆而已。必言其含灵畜智,隐身违祸,则无其义也。寻葵之向日倾心,本不卫足,由人睹其形似,强为立名。亦由今俗文士,谓鸟鸣为啼,花发为笑。花之与鸟,安有啼笑之情哉?必以人无喜怒,不知哀乐,便云其智不如花,花犹善笑,其智不如鸟,鸟犹善啼,可谓之谠言者哉?如“鲍庄子之智不如葵,葵犹能卫其足”,即其例也。而《左氏》录夫子一时戏言,以为千载笃论。成微婉之深累,玷良直之高范,不其惜乎! ○《公羊传》(二条) 《公羊》云:“许世子止弑其君。”“曷为加弑?讥子道之不尽也。”其次因言乐正子春之视疾,以明许世子之得罪。寻子春孝道,义感神明,固以方驾曾、闵,连踪丁、郭。苟事亲不逮乐正,便以弑逆加名,斯亦拟失其流,责非其罪。 盖公羊、乐正,俱出孔父门人,思欲更相引重,曲加谈述。所以乐正行事,无理辄书,致使编次不伦,比喻非类,言之可为嗤怪也。 语曰:“彭蠡之滨,以鱼食犬。”斯则地之所富,物不称珍。案齐密迩海隅,鳞介惟错,故上客食肉,中客食鱼,斯即齐之旧俗也。然食鲂鲙鲤,诗人所贵,必施诸他国,是曰珍羞。如《公羊传》云:晋灵公使勇士杀赵盾,见其方食鱼飧。 曰:“子为晋国重卿而食飧,是子之俭也。吾不忍杀子。”盖公羊生自齐邦,不详晋物,以东土所贱,谓西州亦然。遂目彼嘉馔,呼为菲食,著之实录,以为格言非惟与左氏有乖,亦于物理全爽者矣。 ○《汲冢纪年》(一条) 语曰:“传闻不如所见。”斯则史之所述,其谬已甚,况乃传写旧记,而违其本录者乎?至如虞、夏、商、周之《书》,《春秋》所记之说,可谓备矣。而《竹书纪年》出于晋代,学者始知后启杀益,太甲杀伊尹,文丁杀季历,共伯名和;郑桓公,宣王之子。则与经典所载,乖剌甚多。又《孟子》曰:晋谓春秋为乘。寻《汲冢琐语》,即乘之流邪?其《晋春秋》篇云:“平公疾,梦朱罴窥屏。” 《左氏》亦载斯事,而云“梦黄熊入门”。必有舍传闻而取所见,则《左传》非而《晋》文实矣。呜呼!向若二书不出,学者为古所惑,则代成聋瞽,无由觉悟也。 ○《史记》(八条) 夫编年叙事,溷杂难辨:纪传成体,区别易观。昔读《太史公书》,每怪其所采多是《周书》、《国语》、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之流。近见皇家所撰《晋史》,其所采亦多是短部小书,省功易阅者,若《语林》、《世说》、《搜神记》、《幽明录》之类是也。如曹、干两氏《纪》,孙、檀二《阳秋》,则皆不之取。 故其中所载美事,遗略甚多。若以古方今,当然则知史公亦同其失矣。斯则迁之所录,甚为肤浅,而班氏称其勤者,何哉? 孟坚又云,刘向、扬雄博极群书,皆服其善叙事。岂时无英秀,易为雄霸者乎?不然,何虚誉之甚也。《史记?邓通传》云:“文帝崩,景帝立。”向若但云景帝立,不言文帝崩,斯亦可知矣,何用兼书其事乎?又《仓公传》称其“传黄帝、扁鹊之脉书。五色诊病,知人死生,决嫌疑,定可治。”诏召问其所长,对曰:“传黄帝、扁鹊之脉书。”以下他文,尽同上说。夫上既有其事,下又载其言,言事虽殊,委曲何别?案迁之所述,多有此类,而刘、扬服其善叙事也,何哉? 太史公撰《孔子世家》,多采《论语》旧说,至《管晏列传》,则不取其本书。以为时俗所有,故不复更载也。案《论语》行于讲肆,列于学官,重加编勒,只觉繁费。如管、晏者,诸子杂家,经史外事,弃而不录,实杜异闻。夫以可除而不除,宜取而不取,以斯著述,未睹厥义。 昔孔子力可翘关,不以力称。何者?大圣之德,具美者众,不可以一介标末,持为百行端首也。至如达者七十,分以四科。而太史公述《儒林》,则不取游、夏之文学;著《循吏》,则不言冉、季之政事;至于《货殖》为传,独以子贡居先。掩恶扬善,既忘此义;成人之美,不其阙如? 司马迁《自序传》云:为太史公七年,而遭李陵之祸,幽于缧绁。乃喟然而叹曰:是予之罪也,身亏不用矣。自叙如此,何其略哉!夫云“遭李陵之祸,幽于缧绁”者乍似同陵陷没,以寘于刑:又似为陵所间,获罪于国。遂令读者难得而详。赖班固载其《与任安书》,书中具述被刑所以。傥无此录,何以克明其事者乎? 《汉书》载子长《与任少卿书》,历说自古述作,皆因患而起。末云:“不韦迁蜀,世传《吕览》。”案吕氏之修撰也,广招俊客,比迹春、陵,共集异闻,拟书《荀》、《孟》,思刊一字,购以千金,则当时宣布,为日久矣,岂以迁蜀之后,方始传乎?且必以身既流移,书方见重,则又非关作者本因发愤著书之义也。而辄引以自喻,岂其伦乎?若要多举故事,成其博学,何不云虞卿穷愁,著书八篇?而曰“不韦迁蜀,世传《吕览》”。斯盖识有不该,思之未审耳。 昔《春秋》之时,齐有夙沙卫者,拒晋殿师,郭最称辱:伐鲁行唁,臧坚抉死。此阉官见鄙,其事尤著者也。而太史公《与任少卿书》,论自古刑馀之人为士君子所贱者,唯以弥子瑕为始,何浅近之甚邪?但夙沙出《左氏传》,汉代其书不行,故子长不之见也。夫博考前古,而舍兹不载,至于乘传车,探禹穴,亦何为者哉? 《魏世家》太史公曰:“说者皆曰,‘魏以不用信陵君,故国削弱至于亡。’余以为不然。天方令秦平海内,其业未成,魏虽得阿衡之徒,曷益乎?”夫论成败者,固当以人事为主,必推命而言,则其理悖矣。盖晋之获也,由夷吾之愎谏;秦之灭也,由胡亥之无道;周之季也,由幽王之惑褒姒:鲁之逐也,由稠父之违子家。然则败晋于韩,狐突已志其兆;亡秦者胡,始皇久铭其说;檿弧箕服,彰于宣、厉之年;征褰与襦,显自文、武之世。恶名早著,天孽难逃。假使彼四君才若桓、文,德同汤、武,其若之何?苟推此理而言,则亡国之君,他皆仿此,安得于魏无讥者哉?夫国之将亡也若斯,则其将兴也亦然。盖妫后之为公子也,其筮曰:八世莫之与京。毕氏之为大夫也,其占曰:万名其后必大。姬宗之在水浒也,鸑鷟鸣于岐山:刘姓之在中阳也,蛟龙降于丰泽。斯皆瑞表于先,而福居其后。向若四君德不半古,才不逮人,终能坐登大宝,自致宸极矣乎?必如史公之议也,则亦当以其命有必至,理无可辞,不复嗟其智能,颂其神武者矣。夫推命而论兴灭,委运而忘褒贬,以之垂诫,不其惑乎?自兹以后,作者著述,往往而然。如鱼豢《魏略议》、虞世南《帝王论》,或叙辽东公孙之败,或述江左陈氏之亡,其理并以命而言,可谓与子长同病者也。 ○诸汉史(十条) 《汉书·孝成纪赞》曰:“成帝善修容仪,升车正立,不内顾,不疾言,不亲指。临朝渊嘿,尊严若神,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貌矣。”又《五行志》曰:“成帝好微行,选期门郎及私奴客十余人,皆白水袒帻,自称富平侯家。或乘小车,御者在茵上,或皆骑,出入远至旁县。故谷永谏曰:陛下昼夜在路,独与小人相随。乱服共坐,混淆无别。公卿百寮,不知陛下所在,积数年矣。”由斯而言,则成帝鱼服嫚游,乌集无度,虽外饰严重,而内肆轻薄,人君之望,不其缺如。 观孟坚《纪》、《志》所言,前后自相矛盾者矣。 观太史公之创表也,于帝王则叙其子孙,于公侯则纪其年月,列行萦纡以相属,编字戢孴而相排。虽燕、越万里,而于径寸之内犬牙可接;虽昭穆九代,而于方尺之中雁行有叙,使读者阅文便睹,举目可详,此其所以为快也。如班氏之《古今人表》者,唯以品藻贤愚,激扬善恶为务尔。既非国家递袭,禄位相承,而以复界重行,狭书细字,比于他表,殆非其类欤!盖人列古今,本殊表限,必吝而不去,则宜以志名篇。始自上上,终于下下,并当明为示榜,显列科条,以种类为篇章,持优劣为次第。仍每于篇后云右若干品,凡若干人。亦犹《地理志》肇述京华,末陈边塞,先列州郡,后言户口也。 自汉已降,作者多门,虽新书已行,而旧录仍在,必校其事,可得而言。案刘氏初兴,书唯陆贾而已。子长述楚、汉之事,专据此书。譬夫行不由径,由不由户,未之闻也。然观迁之所载,往往与旧不同。如郦生之初谒沛公,高祖之长歌鸿鹄,非唯文句有别,遂乃事理皆殊。又韩王名信都,而辄去“都”留“信”,用使称其姓名,全与淮阴不别。班氏一准太史,曾无驰张,静言思之,深所未了。 司马迁之《叙传》也,始自初生,及乎行历,事无臣细,莫不备陈,可谓审矣。而竟不书其字者,岂墨生所谓大忘者乎?而班固仍其本传,了无损益,此又韩子所以致守株之之说也。如固之为《迁传》也,其初宜云“迁字子长,冯翊阳夏人,其序曰”云云。至于事终,则言“其自叙如此”。著述之体,不当如是耶? 马卿为《自叙传》,具在其集中。子长因录斯篇,即为列传,班氏仍旧,曾无改夺。寻固于《马》、《扬》传末,皆云迁、雄之自叙如此。至于《相如》篇下,独无此言。盖止凭太史之书,未见文园之集,故使言无画一,其例不纯。 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,委琐繁碎,不类诸篇。且不述其亡殁岁时及子孙继嗣,正与《司马相如》、《司马迁》、《扬雄》传相类。寻其传体,必曼倩之自叙也。 但班氏脱略,故世莫之知。 苏子卿父建行事甚寡,韦玄成父贤德业稍多。《汉书》编苏氏之传,则先以苏建标名;列韦相之篇,则不以韦贤冠首,并其失也。 班固称项羽贼义帝,自取灭亡。又云:于公高门以待封,严母扫地以待丧。 如固斯言,则深信夫天怨神怒,福善祸淫者矣。至于其赋《幽通》也,复以天命久定,非人理所移,故善恶无征,报施多爽,斯则同现异说,前后自相矛盾者焉。 或问:张辅著《班马优劣论》云:“迁叙三千年事,五十万言,固叙二百年事,八十万言,是固不如迁也。斯言为是乎?”答曰:“不然也。案《太史公书》上起黄帝,下尽宗周,年代虽存,事迹殊略。至于战国已下,始有可观。然迁虽叙三千年事,其间详备者,唯汉兴七十余载而已。其省也则如彼,其繁也则如此,求诸折中,未见其宜。班氏《汉书》全取《史记》,仍去其《日者》、《仓公》等传,以为其事繁芜,不足编次故也。若使马迁易地而处,撰成《汉书》,将恐多言费辞,有逾班氏,安得以此而定其优劣邪?” 《汉书》断章,事终新室。如叔皮存殁,时入中兴,而辄引与前书共编者,盖《序传》之恒例者耳。荀悦既删略班史,勒成《汉纪》,而彪《论王命》,列在末篇。夫以规讽隗嚣,翼戴光武,忽以东都之事,擢居西汉之中,必如是,则《宾戏》、《幽通》,亦宜同载者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