行文之道，神为主，气辅之。曹子桓、苏子由论文，以气为主，是矣。然气随神转，神浑则气灏，神远则气逸，神伟则气高，神变则气奇，神深则气静，故神为气之主。至专以理为主，则未尽其妙。盖人不穷理读书，则出词鄙倍空疏。人无经济，则言虽累牍，不适于用。故义理、书卷、经济者，行文之实，若行文自另是—事。譬如大匠操斤，无土木材料，纵有成风尽垩手段，何处设施？然有土木材料，而不善设施者甚多，终不可为大匠。故文人者，大匠也。神气音节者，匠人之能事也，义理、书卷、经济者，匠人之材料也。 神者，文家之宝。文章最要气盛，然无神以主之，则气无所附，荡乎不知其所归也。神者气之主，气者神之用。神只是气之精处。古人文章可告人者惟法耳，然不得其神而徒守其法，则死法而已。要在自家于读时微会之。李翰云：“文章如千军万马；风恬雨霁，寂无人声。”此语最形容得气好。论气不论势，文法总不备。 文章最要节奏；管之管弦繁奏中，必有希声窃渺处。 神气者，文之最精处也；音节者，文之稍粗处也；字句者，文之最粗处也。然余谓论文而至于字句，则文之能事尽矣。盖音节者，神气之迹也；字句者，音节之矩也。神气不可见，于音节见之；音节无可准，以字句准之。 音节高则神气必高，音节下则神气必下，故音节为神气之迹。一句之中，或多一字，或少一字；一字之中，或用平声，或用仄声；同一平字仄字，或用阴平、阳平、上声、去声、入声，则音节迥异，故字句为音节之矩。积字成句，积句成章，积章成篇，合而读之，音节见矣，歌而咏之，神气出矣。 文贵奇，所谓“珍爱者必非常物”。然有奇在字句者，有奇在意思者，有奇在笔者，有奇在丘壑者，有奇在气者，有奇在神者。字句之奇，不足为奇；气奇则真奇矣；神奇则古来亦不多见。次第虽如此，然字句亦不可不奇、自是文家能事。扬子《太玄》、《法言》，昌黎甚好之，故昌黎文奇。奇气最难识，大约忽起忽落，其来无端，其去无迹。读古人文，于起灭转接之间，觉有不可测识处，便是奇气。奇，正与平相对。气虽盛大，一片行去，不可谓奇。奇者，于一气行走之中，时时提起。太史公《伯夷传》可谓神奇。 文贵简。凡文，笔老则简，意真则简，辞切则简，理当则简，味淡则简，气蕴则简，品贵则简，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。故简为文章尽境。程子云：“立言贵含蓄意思，勿使天德者眩，知德者厌。”此语最有味。 文贵变。《易》曰：“虎变文炳，豹变文蔚。”又曰：“物相杂，故曰文。”故文者，变之谓也。一集之中篇篇变，一篇之中段段变，一段之之句句变，神变、气变、境变、音节变、字句变，惟昌黎能之。 文法有平有奇，须是兼备，乃尽文人之能事。上古文字初开，实字多，虚字少。典漠训诰，何等简奥，然文法自是未备。至孔于之时，虚字详备，作者神态毕出。《左氏》情韵并美，文采照耀。至先秦战国，更加疏纵。汉人敛之，稍归劲质，惟子长集其大成。唐人宗汉，多峭硬。宋人宗秦，得其疏纵，而失其厚茂，气味亦少薄矣。文必虚字备而后神态出，何可节损？然校蔓软弱，少古人厚重之气，自是后人文渐薄处。史迁句法似赘拙，而实古厚可爱。 理不可以直指也，故即物以明理，情不可以显言也，故即事以寓情。即物以明理，《庄子》之文也；即事以寓情，《史记》之文也。 凡行文多寡短长，抑扬高下，无一定之律，而有一定之妙，可以意会，而不可以言传。学者求神气而得之于音节，求音节而得之于字句，则思过半矣。其要只在读古人文字时，便设以此身代古人说话，一吞一吐，皆由彼而不由我。烂熟后，我之神气即古人之神气，古人之音节都在我喉吻间，合我喉吻者，便是与古人神气音节相似处，久之自然铿锵发金石声。

出夷陵州治，西北陆行二十里，濒大江之左，所谓下牢之关也。路狭不可行，舍舆登舟。舟行里许，闻水声汤汤，出于两崖之间。复舍舟登陆，循仄径曲折以上。穷山之巅，则又自上缒危滑以下。其下地渐平，有大石覆压当道，乃伛俯径石腹以出。出则豁然平旷，而石洞穹起，高六十馀尺，广可十二丈。二石柱屹立其口，分为三门，如三楹之室焉。 中室如堂，右室如厨，左室如别馆。其中一石，乳而下垂，扣之，其声如钟。而左室外小石突立正方，扣之如磬。其地石杂以土，撞之则逄逄然鼓音。背有石如床，可坐，予与二三子浩歌其间，其声轰然，如钟磬助之响者。下视深溪，水声泠然出地底。溪之外翠壁千寻，其下有径，薪采者负薪行歌，缕缕不绝焉。 昔白乐天自江州司马徙为忠州剌史，而元微之适自通州将北还，乐天携其弟知退，与微之会于夷陵，饮酒欢甚，留连不忍别去，因共游此洞，洞以此三人得名。其后欧阳永叔暨黄鲁直二公皆以摈斥流离，相继而履其地，或为诗文以纪之。予自顾而嘻，谁摈斥予乎？谁使予之流离而至于此乎？偕予而来者，学使陈公之子曰伯思、仲思。予非陈公，虽欲至此无由，而陈公以守其官未能至，然则其至也，其又有幸有不幸邪？ 夫乐天、微之辈，世俗之所谓伟人，能赫然取名位于一时，故凡其足迹所经，皆有以传于后世，而地得因人以显。若予者，虽其穷幽陟险，与虫鸟之适去适来何异？虽然，山川之胜，使其生于通都大邑，则好游者踵相接也；顾乃置之于荒遐僻陋之区，美好不外见，而人亦无以亲炙其光。呜呼！此岂一人之不幸也哉！”

昔者孔子之弟子，有德行，有政事，有言语、文学。其鄙有樊迟，其狂有曾点。孔子之师，有老聃，有郯子，有苌弘、师襄。其故人有原壤，而相知有子桑伯子。仲弓问子桑伯子，而孔子许其为简。及仲弓疑其太简，然后以雍言为然。是故南郭惠子问子贡曰：「夫子之门，何其杂也？」呜呼，此其所以为孔子欤？ 至于孟子，乃为之言曰：「今天下不之杨则之墨。」「杨、墨之言不息，孔子之道不著。」「能言距杨、墨者，圣人之徒。」当时因以孟子为好辩，虽非其实，而好辩之端，由是启矣。唐之韩愈，攘斥佛、老，学者称之。下逮有宋，有洛、蜀之党，有朱、陆之同异。为洛之徒者，以排击苏氏为事；为朱之学者，以诋淇陆子为能。 吾以为天地之气化，万变不穷，则天下之理，亦不可以一端尽。昔者曾子之「一以贯之」，自力行而入；子贡之「一以贯之」，自多学而得。以后世观之，子贡是则曾子非矣。然而孔子未尝区别于其间，其道固有以包容之也。夫所恶于杨、墨者，为其无父无君也；斥老、佛者，亦曰弃君臣，绝父子，不为昆弟、夫妇，以求其清净寂灭。如其不至于是，而吾独何为訾警之？ 大盗至，肤箧探囊，则荷戈戟以随之；服吾之服，而诵吾之言，吾将畏敬亲爱之不暇。今也操室中之戈，而为门内之斗，是亦不可以已乎！ 夫未尝深究其言之是非，见有稍异于己者，则众起而排之，此十足以论人也。人貌之不齐，稍有巨细长短之异，遂斥之以为非人，岂不过哉！北宫黝、孟施舍，其去圣人之勇盖远甚，而孟子以为似曾子、似子夏。然则诸子之迹虽不同，以为似子夏、似曾子可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