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敬弘，琅邪临沂人也。与高祖讳同，故称字。曾祖暠，晋骠骑将军。祖胡之，司州刺史。父茂之，晋陵太守。敬弘少有清尚，起家本国左常侍，卫军参军。性恬静，乐山水，为天门太守。敬弘妻，桓玄姊也。敬弘之郡，玄时为荆州，遣信要令过。敬弘至巴陵，谓人曰“灵宝见要，正当欲与其姊集聚耳，我不能为桓氏赘婿”乃遣别船送妻往江陵。妻在桓氏，弥年不迎。山郡无事，恣其游适，累日不回，意甚好之。转桓伟安西长史、南平太守。去官，居作唐县界。玄辅政及篡位，屡召不下。 高祖以为车骑从事中郎，徐州治中从事史，征西将军道规咨议参军。时府主簿宗协亦有高趣，道规并以事外相期。尝共酣饮致醉，敬弘因醉失礼，为外司所白，道规即更引还，重申初宴。召为中书侍郎，始携家累自作唐还京邑。久之，转黄门侍郎，不拜。仍除太尉从事中郎，出为吴兴太守。旧居余杭县，悦是举也。寻征为侍中。高祖西讨司马休之，敬弘奉使慰劳，通事令史潘尚于道疾病，敬弘单船送还都，存亡不测，有司奏免官，诏可。未及释朝服，值赦复官。宋国初建，为度支尚书，迁太常。 高祖受命，补宣训卫尉，加散骑常侍。永初三年，转吏部尚书，常侍如故。敬弘每被除召，即便祗奉，既到宜退，旋复解官，高祖嘉其志，不苟违也。复除庐陵王师，加散骑常侍，自陈无德，不可师范令王，固让不拜。又除秘书监，金紫光禄大夫，加散骑常侍，本州中正，又不就。太祖即位，又以为散骑常侍、金紫光禄大夫，领江夏王师。 元嘉三年，为尚书仆射。关署文案，初不省读。尝豫听讼，上问以疑狱，敬弘不对。上变色，问左右“何故不以讯牒副仆射”敬弘曰“臣乃得讯牒读之，政自不解”上甚不悦。六年，迁尚书令，敬弘固让，表求还东，上不能夺。改授侍中、特进、左光禄大夫，给亲信二十人。让侍中、特进，求减亲信之半，不许。及东归，车驾幸冶亭饯送。 十二年，征为太子少傅。敬弘诣京师上表曰“伏见诏书，以臣为太子少傅，承命震惶，喜惧交悸。臣抱疾东荒，志绝荣观，不悟圣恩，猥复加宠。东宫之重，四海瞻望，非臣薄德，所可居之。今内外英秀，应选者多，且板筑之下，岂无高逸，而近私愚朽，污辱清朝。呜呼微臣，永非复大之一物矣。所以牵曳阙下者，实瞻望圣颜，贪《系》表之旨。臣如此而归，夕死无恨”诏不许。表疏屡上，终以不拜。东归，上时不豫，自力见焉。 十六年，以为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侍中如故，又诣京师上表曰“臣比自启闻，谓诚心已达，天鉴玄邈，未蒙在宥，不敢宴处，牵曳载驰。臣闻君子行道，忘其为身，三复斯言，若可庶勉，顾惜昏耄，志与愿违。礼年七十，老而传家，家道犹然，况于在国。伏愿陛下矜臣西夕，愍臣一至，特回圣恩，赐反其所，则天道下济，愚心尽矣”竟不拜，东归。二十三年，重申前命，又表曰“臣躬耕南澧，不求闻达。先帝拔臣于蛮荆之域，赐以国士之遇。陛下嗣徽，特蒙眷齿，由是感激，委质圣朝。虽怀犬马之诚，遂无尘露之益。年向九十，生理殆尽，永绝天光，沦没丘壑。谨冒奉表，伤心久之” 明年，薨于余杭之舍亭山，时年八十八。追赠本官。顺帝升明二年诏曰“夫涂秘兰幽，贞芳载越，徽猷沈远，懋礼弥昭。故侍中、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敬弘，神韵冲简，识宇标峻，德敷象魏，道蔼丘园。高挹荣冕，凝心尘外，清光粹范，振俗淳风。兼以累朝延赏，声华在咏，而嘉篆阙文，猷策韬裹，尚想遥芬，兴怀寝寤。便可详定辉谥，式旌追典”于是谥为文贞公。 敬弘形状短小，而坐起端方，桓玄谓之“弹棋八势”。所居舍亭山，林涧环周，备登临之美，时人谓之王东山。太祖尝问为政得失，敬弘对曰“天下有道，庶人不议”上高其言。左右常使二老婢，戴五绦五辫，著青纹袴襦，饰以朱粉。女适尚书仆射何尚之弟述之，敬弘尝往何氏看女，值尚之不在，寄斋中卧。俄顷，尚之还，敬弘使二卑守阁不听尚之入，云“正热，不堪相见，君可且去”。尚之于是移于它室。子恢之被召为秘书郎，敬弘为求奉朝请，与恢之书曰“秘书有限，故有竞。朝请无限，故无竞。吾欲使汝处于不竞之地”太祖嘉而许之。敬弘见儿孙岁中不过一再相见，见辄克日。恢之尝请假还东定省，敬弘克日见之，至日辄不果，假日将尽，恢之乞求奉辞，敬弘呼前，既至阁，复不见。恢之于阁外拜辞，流涕而去。 恢之至新安太守，中大夫。恢之弟瓒之，世祖大明中，吏部尚书，金紫光禄大夫，谥曰贞子。瓒之弟升之，都官尚书。升之子延之，升明末，为尚书左仆射，江州刺史。 何尚之，字彦德，庐江灊人也。曾祖准，高尚不应征辟。祖恢，南康太守。父叔度，恭谨有行业，姨适沛郡刘璩，与叔度母情爱甚笃，叔度母蚤卒，奉姨有若所生。姨亡，朔望必往致哀，并设祭奠，食并珍新，躬自临视。若朔望应有公事，则先遣送祭，皆手自料简，流涕对之。公事毕，即往致哀，以此为常，至三年服竟。 义熙五年，吴兴武康县民王延祖为劫，父睦以告官。新制，凡劫身斩刑，家人弃市。睦既自告，于法有疑。时叔度为尚书，议曰“设法止奸，本于情理，非谓一人为劫，阖门应刑。所以罪及同产，欲开其相告，以出为恶之身。睦父子之至，容可悉共逃亡，而割其天属，还相缚送，螫毒在手，解腕求全，于情可愍，理亦宜宥。使凶人不容于家，逃刑无所，乃大绝根源也。睦既纠送，则余人无应复告，并全之”后为金紫光禄大夫，吴郡太守，加秩中二千石。太保王弘称其清身洁己。元嘉八年，卒。 尚之少时颇轻薄，好摴蒱，既长折节蹈道，以操立见称。为陈郡谢混所知，与之游处。家贫，起为临津令。高祖领征南将军，补府主簿。从征长安，以公事免，还都。因患劳疾积年，饮妇人乳，乃得差。以从征之劳，赐爵都乡侯。少帝即位，为庐陵王义真车骑咨议参军。义真与司徒徐羡之、尚书令傅亮等不协，每有不平之言，尚之谏戒，不纳。义真被废，入为中书侍郎。太祖即位，出为临川内史，入为黄门侍郎，尚书吏部郎，左卫将军，父忧去职。服阕，复为左卫，领太子中庶子。尚之雅好文义，从容赏会，甚为太祖所知。十二年，迁侍中，中庶子如故。寻改领游击将军。 十三年，彭城王义康欲以司徒左长史刘斌为丹阳尹，上不许。乃以尚之为尹，立宅南郭外，置玄学，聚生徒。东海徐秀、庐江何昙、黄回、颍川荀子华、太原孙宗昌、王延秀、鲁郡孔惠宣，并慕道来游，谓之南学。女适刘湛子黯，而湛与尚之意好不笃。湛欲领丹阳，乃徙尚之为祠部尚书，领国子祭酒。尚之甚不平。湛诛，迁吏部尚书。时左卫将军范晔任参机密，尚之察其意趣异常，白太祖宜出为广州，若在内衅成，不得不加以鈇钺，屡诛大臣，有亏皇化。上曰“始诛刘湛等，方欲超升后进。晔事迹未彰，便豫相黜斥，万方将谓卿等不能容才，以我为信受谗说。但使共知如此，不忧致大变也”晔后谋反伏诛，上嘉其先见。国子学建，领国子祭酒。又领建平王师，乃徙中书令，中护军。 二十三年，迁尚书右仆射，加散骑常侍。是岁造玄武湖，上欲于湖中立方丈、蓬莱、瀛洲三神山，尚之固谏乃止。时又造华林园，并盛暑役人工，尚之又谏，宜加休息，上不许，曰“小人常自暴背，此不足为劳”时上行幸，还多侵夕，尚之又表谏曰“万乘宜重，尊不可轻，此圣心所鉴，岂假臣启。舆驾比出，还多冒夜，群情倾侧，实有未宁。清道而动，帝王成则，古今深诫，安不忘危。若值汲黯、辛毗，必将犯颜切谏，但臣等碌碌，每存顺默耳。伏愿少采愚诚，思垂省察，不以人废，适可以慰四海之望”亦优诏纳之。 先是，患货重，铸四铢钱，民间颇盗铸，多剪凿古钱以取铜，上患之。二十四年，录尚书江夏王义恭建议，以一大钱当两，以防剪凿，议者多同。尚之议曰“伏鉴明命，欲改钱制，不劳采铸，其利自倍，实救弊之弘算，增货之良术。求之管浅，犹有未譬。夫泉贝之兴，以估货为本，事存交易，岂假数多。数少则币轻，数多则物重，多少虽异，济用不殊。况复以一当两，徒崇虚价者邪。凡创制改法，宜从民情，未有违众矫物而可久也。泉布废兴，囗囗骤议，前代赤仄白金，俄而罢息，六货愦乱，民泣于市。良由事不画一，难用遵行，自非急病权时，宜守久长之业。烦政曲杂，致远常泥。且货偏则民病，故先王立井田以一之，使富不淫侈，贫不过匮。虽兹法久废，不可顿施，要宜而近，粗相放拟。若今制遂行，富人赀货自倍，贫者弥增其困，惧非所以欲均之意。又钱之形式，大小多品，直云大钱，则未知其格。若止于四铢五铢，则文皆古篆，既非下走所识，加或漫灭，尤难分明，公私交乱，争讼必起，此最是其深疑者也。命旨兼虑剪凿日多，以至消尽。鄙意复谓殆无此嫌。民巧虽密，要有踪迹，且用钱货铜，事可寻检，直由属所怠纵，纠察不精，致使立制以来，发觉者寡。今虽有悬金之名，竟无酧与之实，若申明旧科，禽获即报，畏法希赏，不日自定矣。愚者之议，智者择焉，猥参访逮，敢不输尽” 吏部尚书庾炳之、侍中太子左卫率萧思话、中护军赵伯符、御史中丞何承天、太常郗敬叔并同尚之议。中领军沈演之以为“龟贝行于上古，泉刀兴自有周，皆所以阜财通利，实国富民者也。历代虽远，资用弥便，但采铸久废，兼丧乱累仍，糜散湮灭，何可胜计。晋迁江南，疆境未廓，或土习其风，钱不普用，其数本少，为患尚轻。今王略开广，声教遐暨，金镪所布，爰逮荒服，昔所不及，悉已流行之矣。用弥旷而货愈狭，加复竞窃剪凿，销毁滋繁，刑禁虽重，奸避方密，遂使岁月增贵，贫室日剧，堥作肆力之氓，徒勤不足以赡。诚由货贵物贱，常调未革，弗思厘改，为弊转深，斯实亲教之良时，通变之嘉会。愚谓若以大钱当两，则国传难朽之宝，家赢一倍之利，不俟加宪，巧源自绝，施一令而众美兼，无兴造之费，莫盛于兹矣”上从演之议，遂以一钱当两，行之经时，公私非便，乃罢。 二十五年，迁左仆射，领汝阴王师，常侍如故。二十八年，转尚书令，领太子詹事。二十九年，致仕，于方山著《退居赋》以明所守，而议者咸谓尚之不能固志。太子左卫率袁淑与尚之书曰“昨遣修问，承丈人已晦志山田，虽曰年礼宜遵，亦事难斯贵，俾疏、班、邴、魏，通美于前策，龚、贡、山、卫，沦惭乎曩篇。规迨休告，雪涤素怀，冀寻幽之欢，毕囗玄之适。但淑逸操偏迥，野性瞢滞，果兹冲寂，必沈乐忘归。然而已议涂闻者，谓丈人徽明未耗，誉业方籍，傥能屈事康道，降节殉务，舍南濒之操，淑此行永决矣。望眷有积，约日无误”尚之宅在南涧寺侧，故书云“南濒”，《毛诗》所谓“于以采苹，南涧之濒”也。诏书敦劝，上又与江夏王义恭诏曰“今朝贤无多，且羊、孟尚不得告谢，尚之任遇有殊，便未宜申许邪”义恭答曰“尚之清忠贞固，历事唯允，虽年在悬车，而体独充壮，未相申许，下情所同”尚之复摄职。羊即羊玄保，孟即孟顗，字彦重，本昌安丘人。兄昶贵盛，顗不就征辟。昶死后，起家为东阳太守，遂历吴郡、会稽、丹阳三郡，侍中，仆射，太子詹事，复为会稽太守，卒官，赠左光禄大夫。子劭，尚太祖第十六女南郡公主，女适彭城王义康、巴陵哀王休若。 尚之既还任事，上待之愈隆。是时复遣军北伐，资给戎旅，悉以委之。元凶弑立，进位司空，领尚书令。时三方兴义，将佐家在都邑，劭悉欲诛之，尚之诱说百端，并得免。世祖即位，复为尚书令，领吏部，迁侍中、左光禄大夫，领护军将军。寻辞护军，加特进。复以本官领尚书令。丞相南郡王义宣、车骑将军臧质反，义宣司马竺超民、臧质长史陆展兄弟并应从诛，尚之上言曰“刑罚得失，治乱所由，圣贤留心，不可不慎。竺超民为贼既遁走，一夫可禽，若反覆昧利，即当取之，非唯免愆，亦可要不义之赏，而超民曾无此意，微足观过知仁。且为官保全城府，谨守库藏，端坐待缚。今戮及兄弟，与向始末无论者复成何异。陆展尽质复灼然，便同之巨逆，于事为重。臣豫蒙顾待，自殊凡隶，苟有所怀，不敢自默”超民坐者由此得原。 时欲分荆州置郢州，议其所居。江夏王义恭以为宜在巴陵，尚之议曰“夏口在荆、江之中，正对沔口，通接雍、梁，实为津要，由来旧镇，根基不易。今分取江夏、武陵、天门、竟陵、随五郡为一州，镇在夏口，既有见城，浦大容舫。竟陵出道取荆州，虽水路，与去江夏不异，诸郡至夏口皆从流，并为利便。湘州所领十一郡，其巴陵边带长江，去夏口密迩，既分湘中，乃更成大，亦可割巴陵属新州，于事为允”上从其议，荆、扬二州，户口半天下，江左以来，扬州根本，委荆以阃外，至是并分，欲以削臣下之权，而荆、扬并因此虚耗。尚之建言复合二州，上不许。 大明二年，以为左光禄、开府仪同三司，侍中如故。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，及拜开府，天子临轩，百僚陪位，沈庆之于殿廷戏之曰“今日何不著鹿皮冠”庆之累辞爵命，朝廷敦劝甚笃，尚之谓曰“主上虚怀侧席，讵宜固辞”庆之曰“沈公不效何公，去而复还也”尚之有愧色。爱尚文义，老而不休，与太常颜延之论议往反，传于世。立身简约，车服率素，妻亡不娶，又无姬妾。秉衡当朝，畏远权柄，亲戚故旧，一无荐举，既以致怨，亦以此见称。复以本官领中书令。四年，疾笃，诏遣侍中沈怀文、黄门侍郎王钊问疾。薨于位，时年七十九。追赠司空，侍中、中书令如故。谥曰简穆公。子偃，别有传。 尚之弟悠之，义兴太守，侍中，太常。与琅邪王徽相善。悠之卒，徽与偃书曰“吾与义兴，直恨相知之晚，每惟君子知我。若夫嘉我小善，矜余不能，唯贤叔耳”悠之弟愉之，新安太守。愉之弟翌之，都官尚书。悠之子颙之，尚太祖第四女临海惠公主。太宗世，官至通直常侍。 史臣曰：江左以来，树根本于扬越，任推毂于荆楚。扬土自庐、蠡以北，临海而极大江。荆部则包括湘、沅，跨巫山而掩邓塞。民户境域，过半于天下。晋世幼主在位，政归辅臣，荆、扬司牧，事同二陕。宋室受命，权不能移，二州之重，咸归密戚。是以义宣藉西楚强富，因十载之基，嫌隙既树，遂规问鼎。而建郢分扬，矫枉过直，藩城既剖，盗实人单，阃外之寄，于斯而尽。若长君南面，威刑自出，至亲在外，事不患强。若运经盛衰，时艰主弱，虽近臣怀祸，止有外惮，吕宗不竞，实由齐、楚，兴丧之源，于斯尤著。尚之言并合，可谓识治也矣。

愍衰草，衰草无容色。 憔悴荒径中，寒荄不可识。 昔时兮春日，昔日兮春风。 含华兮佩实，垂绿兮散红。 氛氲鳷鹊右，照耀望仙东。 送归顾慕泣淇水，嘉客淹留怀上宫。 岩陬兮海岸，冰多兮霰积。 烂熳兮客根，攒幽兮寓隙。 布绵密于寒皋，吐纤疏于危石。 既惆怅于君子，倍伤心于行役。 露缟枝于初旦，霜红天于始夕。 凋芳卉之九衢，霣灵茅之三脊。 风急崤道难，秋至客衣单。 既伤檐下菊，复悲池上兰。 飘落逐风尽，方知岁早寒。 流萤暗明烛，雁声断才续。 萎绝长信宫，芜秽丹墀曲。 霜夺茎上紫，风销叶中绿。 山变兮青薇，水折兮黄苇。 秋鸿兮疏引，寒鸟兮聚飞。 径荒寒草合，桐长旧岩围。 园庭渐芜没，霜露日沾衣。 愿逐晨征鸟，薄暮共西归。

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，事则《春秋》是也，言则《尚书》是也。至于楚《书》、郑《志》、晋《乘》、楚《杌》之篇，皆所以昭述前史，俾不泯于后。司马迁制一家之言，始区别名题。至乎礼仪刑政，有所不尽。乃于纪传之外，创立八书。片文只事，鸿纤备举。班氏因之，靡违前式，网罗一代，条流遂广。《律历》、《礼乐》，其名不变，以《天官》为《天文》，改《封禅》为《郊祀》，易《货殖》、《平准》之称，革《河渠》、《沟洫》之名。缀孙卿之辞，以述《刑法》。采孟轲之书，用序《食货》。刘向《鸿范》，始自《春秋》。刘歆《七略》，儒墨异部，朱赣博采风谣，尤为详洽。固并因仍，以为三志。而《礼乐》疏简，所漏者多，典章事数，百不记一。《天文》虽为该举，而不言天形，致使三天之说，纷然莫辨。是故蔡邕于朔方上书，谓宜载述者也。 汉兴，接秦坑儒之后，典坟残缺，耆生硕老，常以亡逸为虑。刘歆《七略》，固之《艺文》，盖为此也。河自龙门东注，横被中国，每漂决所渐，寄重灾深，堤筑之功，劳役天下。且关、洛高垲，地少川源，是故镐、酆、潦、潏，咸入礼典。漳、滏、郑、白之饶，沟渠沾溉之利，皆民命所祖，国以为天，《沟洫》立志，亦其宜也。世殊事改，于今可得而略。窃以班氏《律历》，前事已详，自杨伟改创《景初》，而《魏书》阙志。及元嘉重造新法，大明博议回改。自魏至宋，宜入今书。 班固《礼乐》、《郊祀》，马彪《祭祀》、《礼仪》，蔡邕《朝会》，董巴《舆服》，并各立志。夫礼之所苞，其用非一，郊祭朝飨，匪云别事，旗章服物，非礼而何。今总而裁之，同谓《礼志》。《刑法》、《食货》，前说已该，随流派别，附之纪传。《乐经》残缺，其来已远。班氏所述，政抄举《乐记》。马彪《后书》，又不备续。至于八音众器，并不见书，虽略见《世本》，所阙犹众。爰及《雅》《郑》，讴谣之节，一皆屏落，曾无概见。郊庙乐章，每随世改，雅声旧典，咸有遗文。又案今鼓吹铙歌，虽有章曲，乐人传习，口相师祖，所务者声，不先训以义。今乐府铙歌，校汉、魏旧曲，曲名时同，文字永异，寻文求义，无一可了。不知今之铙章，何代曲也。今《志》自郊庙以下，凡诸乐章，非淫哇之辞，并皆详载。 《天文》、《五行》，自马彪以后，无复记录。何书自黄初之始，徐志肇义熙之元。今以魏接汉，式遵何氏。然则自汉高帝五年之首冬，暨宋顺帝升明二年之孟夏，二辰六沴，甲子无差。圣帝哲王，咸有瑞命之纪。盖所以神明宝位，幽赞祯符，欲使逐鹿弭谋，窥觊不作，握河括地，绿文赤字之书，言之详矣。爰逮道至天而甘露下，德洞地而醴泉出，金芝玄秬之祥，朱草白乌之瑞，斯固不可诬也。若夫衰世德爽，而嘉应不息，斯固天道茫昧，难以数推。亦由明主居上，而震蚀之灾不弭。百灵咸顺，而悬象之应独违。今立《符瑞志》，以补前史之阙。 地理参差，事难该辨，魏晋以来，迁徙百计，一郡分为四五，一县割成两三，或昨属荆、豫，今隶司、兖，朝为零、桂之士，夕为庐、九之民。去来纷扰，无暂止息，版籍为之浑淆，职方所不能记。自戎狄内侮，有晋东迁，中土遗氓，播徙江外，幽、并、冀、雍、兖、豫、青、徐之境，幽沦寇逆。自扶莫而裹足奉首，免身于荆、越者，百郡千城，流寓比室。人伫鸿雁之歌，士蓄怀本之念，莫不各树邦邑，思复旧井。既而民单户约，不可独建，故魏邦而有韩邑，齐县而有赵民。且省置交加，日回月徙，寄寓迁流，迄无定托，邦名邑号，难或详书。大宋受命，重启边隙，淮北五州，剪为寇境，其或奔亡播迁，复立郡县，斯则元嘉、泰始，同名异实。今以班固、马彪二志，晋、宋《起居》，凡诸记注，悉加推讨，随条辨析，使悉该详。 百官置省，备有前说，寻源讨流，于事为易。元嘉中，东海何承天受诏纂《宋书》，其志十五篇，以续马彪《汉志》，其证引该博者，即而因之，亦由班固、马迁共为一家者也。其有漏阙，及何氏后事，备加搜采，随就补缀焉。渊流浩漫，非孤学所尽。足蹇途遥，岂短策能运。虽斟酌前史，备睹妍媸，而爱嗜异情，取舍殊意，每含豪握简，杼轴忘餐，终亦不足与班、左并驰，董、南齐辔。庶为后之君子，削稿而已焉。 黄帝使伶伦自大夏之西，阮隃之阴，取竹之嶰谷生，其窍厚均者，断两节间而吹之，以为黄钟之宫。制十二管，以听凤鸣，以定律吕。夫声有清浊，故协以宫商。形有长短，故检以丈尺。器有大小，故定以斛斗。质有累重，故平以钧石。故《虞书》曰“乃同律、度、量、衡”然则律吕、宫商之所由生也。夫乐有器有文，有情有官。钟鼓干戚，乐之器也。屈伸舒疾，乐之文也。“论伦无患，乐之情也。欣喜欢爱，乐之官也”“是以君子反情以和志，广乐以成教，故能情深而文明，气盛而化神，和顺积中，而英华发外”故曰“乐者，心之动也。声者，乐之象也”《周礼》曰“乃奏黄钟，歌大吕，舞《云门》，以祀天神。乃奏太蔟，歌应钟，舞《咸池》，以祭地祇”四望山川先祖，各有其乐。又曰“圜钟为宫，黄钟为徵，姑洗为羽，雷鼓雷鼗，孤竹之管，云和之琴瑟，《云门》之舞，冬日至，于地上之圜丘奏之。若乐六变，则天神皆降，可得而礼矣”地祇人鬼，礼亦如之。其可以感物兴化，若此之深也。 “道始于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三而九。故黄钟之数六，分而为雌雄十二钟。钟以三成，故置一而三之，凡积分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，为黄钟之实。故黄钟位子，主十一月，下生林钟。林钟之数五十四，主六月，上生太蔟。太蔟之数七十二，主正月，下生南吕。南吕之数四十八，主八月，上生姑洗。姑洗之数六十四，主三月，下生应钟。应钟之数四十三，主十月，上生蕤宾。蕤宾之数五十七，主五月，上生大吕。大吕之数七十六，主十二月，下生夷则。夷则之数五十，主七月，上生夹钟。夹钟之数六十七，主二月，下生无射。无射之数四十五，主九月，上生中吕。中吕之数六十，主四月，极不生。〔极不生，钟律不能复相生。〕宫生徵，徵生商，商生羽，羽生角，角生姑洗，姑洗生应钟，不比于正音，故为和。〔姑洗三月，应钟十月，不与正音比效为和。和，徙声也。〕应钟生蕤宾，蕤宾不比于正音，故为缪。〔缪，音相干也。周律故有缪、和，为武王伐纣七音也。〕日冬至，音比林钟浸以浊。日夏至，音比黄钟浸以清，以十二月律应二十四时。甲子，中吕之徵也。丙子，夹钟之羽也。戊子，黄钟之宫也。庚子，无射之商也。壬子，夷则之角也” “古人为度量轻重，皆生乎天道。黄钟之律长九寸，物以三生，三三九，三九二十七，故幅广二尺七寸，古之制也。音以八相生，故人长八尺，寻自倍，故八尺而为寻。有形即有声，音之数五，以五乘八，五八四十尺为匹。匹者，中人之度也，一匹为制。秋分而禾票定，〔票，禾穗芒也。〕票定而禾孰。律之数十二，故十二票而当一粟，十粟而当一寸。律以当辰，音以当日。日之数十，故十寸而为尺，十尺为丈。其以为重，十二粟而当一分，十二分而当一铢，十二铢而当半两。衡有左右，因而倍之，故二十四铢而当一两。天有四时，以成一岁，因而四之，四四十六，故十六两而一斤。三月而一时，三十日一月，故三十斤为一钧。四时而一岁，故四钧而一石”“其为音也，一律而生五音，十二律而为六十音。因而六之，六六三十六，故三百六十音以当一岁之日。故律历之数，天地之道也。下生者倍，以三除之。上生者四，以三除之” 扬子云曰“声生于日，〔谓甲己为角，乙庚为商，丙辛为徵，丁壬为羽，戊癸为宫。〕律生于辰，〔谓子为黄钟，丑为大吕之属。〕声以情质，〔质，正也。各以其行本情为正也。〕律以和声，〔当以律管钟均，和其清浊之声。〕声律相协，而八音生。〔协，和。〕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，谓之五声。金、石、匏、革、丝、竹、土、木，谓之八音。声和音谐，是谓五乐” 夫阴阳和则景至，律气应则灰除。是故天子常以冬夏至御前殿，合八能之士，陈八音，听乐均，度晷景，候钟律，权土炭，效阴阳。冬至阳气应，则乐均清，景长极，黄钟通，土炭轻而衡仰。夏至阴气应，则乐均浊，景短极，蕤宾通，土炭重而衡低。进退于先后五日之中，八能各以候状闻。太史令封上。效则和，否则占。候气之法，为室三重，户闭，涂衅周密，布缇幔。室中以木为案，每律各一，内庳外高，从其方位，加律其上。以葭莩灰布其内端，案历而候之。气至者灰动，其为气动者其灰散，人及风所动者，其灰聚。殿中候，用玉律十二。唯二至乃候灵台，用竹律六十。取弘农宜阳县金门山竹为管，河内葭莩为灰。 三代陵迟，音律失度。汉兴，北平侯张苍始定律历。孝武之世，置协律之官。元帝时，郎中京房知五音六十律之数，受学于小黄令焦延寿。其下生、上生，终于中吕，而十二律毕矣。中吕上生执始，执始下生去灭，终于南事，而六十律毕矣。夫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，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也。宓羲作《易》，纪阳气之初，以为律法。建日冬至之声，以黄钟为宫，太蔟为商，姑洗为角，林钟为徵，南吕为羽，应钟为变宫，蕤宾为变徵。此声气之元，五音之正也。故各统一日。其余以次运行，当日者各自为宫，而商角徵羽以类从焉。《礼运篇》曰“五声、六律、十二管还相为宫”此之谓也。以六十律分一期之日，黄钟自冬至始，及冬至而复，阴阳寒暖风雨之占于是生焉。房又曰“竹声不可以度调，故作准以定数。准之状如瑟，长丈而十三弦，隐间九尺，以应黄钟之律九寸。中央一弦，下有画分寸，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”房言律详，其术施行于史官，候部用之。《续汉志》具载其律准度数。 汉章帝元和元年，待诏候钟律殷肜上言“官无晓六十律以准调音者，故待诏严嵩具以准法教子男宣，愿召宣补学官，主调乐器”诏曰“嵩子学审晓律，别其族，协其声者，审试。不得依托父学，以聋为聪。声微妙，独非莫知，独是莫晓，以律错吹，能知命十二律不失一，乃为能传嵩学耳”试宣十二律，其二中，其四不中，其六不知何律，宣遂罢。自此律家莫能为准。灵帝熹平六年，东观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张光等问准意，光等不知。归阅旧藏，乃得其器，形制如房书，犹不能定其弦缓急。音不可书以晓人，知之者欲教而无从，心达者体知而无师，故史官能辨清浊者遂绝。其可以相传者，唯候气而已。 〔表略〕 论曰：律吕相生，皆三分而损益之。先儒推十二律，从子至亥，每三之，凡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，而三约之，是为上生。故《汉志》云：三分损一，下生林钟，三分益一，上生太蔟。无射既上生中吕，则中吕又当上生黄钟，然后五声、六律、十二管还相为宫。今上生不及黄钟实二千三百八十四，九约实一千九百六十八为一分，此则不周九分寸之律一分有奇，岂得还为宫乎。凡三分益一为上生，三分损一为下生，此其大略，犹周天斗分四分之一耳。京房不思此意，比十二律微有所增，方引而伸之，中吕上生执始，执始下生去灭，至于南事，为六十律，竟复不合，弥益其疏。班氏所志，未能通律吕本源，徒训角为触，徵为祉，阳气施种于黄钟，如斯之属，空烦其文，而为辞费。又推九六，欲符刘歆三统之数，假托非类，以饰其说，皆孟坚之妄矣。 蔡邕从朔方上书，云《前汉志》但载十律，不及六十。六律尺寸相生，司马彪皆已志之。汉末，亡失雅乐。黄初中，铸工柴玉巧有意思，形器之中，多所造作。协律都尉杜夔令玉铸钟，其声清浊，多不如法。数毁改作，玉甚厌之，谓夔清浊任意。更相诉白于魏王。魏王取玉所铸钟，杂错更试，然后知夔为精，于是罪玉及诸子，皆为养马主。 晋泰始十年，中书监荀勖、中书令张华，出御府铜竹律二十五具，部太乐郎刘秀等校试，其三具与杜夔及左延年律法同，其二十二具，视其铭题尺寸，是笛律也。问协律中郎将列和，辞“昔魏明帝时，令和承受笛声，以作此律，欲使学者别居一坊，歌咏讲习，依此律调。至于都合乐时，但识其尺寸之名，则丝竹歌咏，皆得均合。歌声浊者，用长笛长律。歌声清者，用短笛短律。凡弦歌调张清浊之制，不依笛尺寸名之，则不可知也” 勖等奏“昔先王之作乐也，以振风荡俗，飨神佐贤，必协律吕之和，以节八音之中。是故郊祀朝宴，用之有制，歌奏分叙，清浊有宜。故曰五声十二律，还相为宫。此经传记籍可得而知者也。如和对辞，笛之长短，无所象则，率意而作，不由曲度。考以正律，皆不相应，吹其声均，多不谐合。又辞：先师传笛，别其清浊，直以长短，工人裁制，旧不依律。是为作笛无法。而知写笛造律，又令琴瑟歌咏，从之为正，非所以稽古先哲，垂宪于后者也。谨条牒诸律，问和意状如左。及依典制，用十二律造笛像十二枚，声均调和，器用便利。讲肄弹击，必合律吕，况乎宴飨万国，奏之庙堂者哉。虽伶、夔旷远，至音难精，犹宜刑古昔，以求厥衷，合于经礼，于制为详。若可施用，请更部笛工，选竹造作，太乐、乐府施行。平议诸杜夔、左延年律可皆留。其御府笛正声下徵各一具，皆铭题作者姓名。其余无所施用，还付御府毁”奏可。 勖又问和“作笛为可依十二律作十二笛，令一孔依一律，然后乃以为乐不”和辞“太乐东厢长笛正声已长四尺二寸，令当复取其下徵之声。于法，声浊者笛当长，计其尺寸，乃五尺有余，和昔日作之，不可吹也。又笛诸孔，虽不校试，意谓不能得一孔辄应一律也”案太乐，四尺二寸笛正声均应蕤宾，以十二律还相为宫，推法下徵之孔，当应律大吕。大吕笛长二尺六寸有奇，不得长五尺余。令太乐郎刘秀、邓昊等依律作大吕笛以示和。又吹七律，一孔一校，声皆相应。然后令郝生鼓筝，宋同吹笛，以为《杂引》、《相和》诸曲。和乃辞曰“自和父祖汉世以来，笛家相传，不知此法，而令调均与律相应，实非所及也”郝生、鲁基、种整、朱夏，皆与和同。 又问和“笛有六孔，及其体中之空为七。和为能尽名其宫商角徵不。孔调与不调，以何检知”和辞“先师相传，吹笛但以作曲相语，为某曲当举某指，初不知七孔尽应何声也。若当作笛，其仰尚方笛工，依案旧像讫，但吹取鸣者，初不复校其诸孔调与不调也”案《周礼》调乐金石，有一定之声，是故造钟磬者，先依律调之，然后施于厢悬。作乐之时，诸音皆受钟磬之均，即为悉应律也。至于飨宴殿堂之上，无厢悬钟磬，以笛有一定调，故诸弦歌皆从笛为正。是为笛犹钟磬，宜必合于律吕。如和所对，直以意造，率短一寸，七孔声均，不知其皆应何律。调与不调，无以检正。唯取竹之鸣者，为无法制。辄令部郎刘秀、邓昊、魏邵等与笛工参共作笛。工人造其形，律者定其声，然后器象有制，音均和协。 又问和“若不知律吕之义，作乐音均高下清浊之调，当以何名之”和辞“每合乐时，随歌者声之清浊，用笛有长短。假令声浊者用三尺二笛，因名曰此三尺二调也。声清者用二尺九笛，因名曰此二尺九调也。汉、魏相传，施行皆然”案《周礼》奏六乐，乃奏黄钟。歌大吕，乃奏太蔟，歌应钟，皆以律吕之义，纪歌奏清浊。而和所称以二尺三尺为名，虽汉、魏用之，俗而不典。部郎刘秀、邓昊等以律作笛，三尺二寸者，应无射之律，若宜用长笛，执乐者曰“请奏无射”《周语》曰“无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，示民轨仪也”二尺八寸四分四厘应黄钟之律，若宜用短笛，执乐者曰“请奏黄钟”《周语》曰“黄钟所以宣养六气九德也”是则歌奏之义，当合经礼，考之古典，于制为雅。 《书》曰“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，在治忽始”《周礼》载六律六同。《礼记》又曰“五声十二律，还相为宫”刘歆、班固纂《律历志》，亦纪十二律。唯京房始创六十律，至章帝时，其法已亡。蔡邕虽追古作，其言亦曰“今无能为者”依案古典及今音家所用六十律者，无施于乐。谨依典记，以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之法，制十二笛象，记注图侧，如别。省图，不如视笛之了，故复重作蕤宾伏孔笛。其制云： 黄钟之笛，正声应黄钟，下徵应林钟，长二尺八寸四分四厘有奇。〔《周语》曰“黄钟所以宣养六气九德也”主声调法，以黄钟为宫，则姑洗为角。翕笛之声应姑洗，故以四角之长为黄钟之笛也。其宫声正而不倍。故曰正声。〕正声调法，黄钟为宫，〔第一孔。〕应钟为变宫，〔第二孔。〕南吕为羽，〔第三孔。〕林钟为徵，〔第四孔。〕蕤宾为变徵，〔第五附孔。〕姑洗为角，〔笛体中声。〕太蔟为商。〔笛后出孔也。商声浊于角，当在角下，而角声以在体中，故上其商孔，令在宫上，清于宫也。然则宫商正也，余声皆倍也。是故从宫以下，孔转下转浊也。此章说笛孔上下次第之名也。下章说律吕相生，笛之制也。〕正声调法，黄钟为宫，〔作黄钟之笛，将求宫孔，以姑洗及黄钟律从笛首下度之，尽二律之长而为孔，则得宫声也。〕宫生徵，黄钟生林钟也。〔以林钟之律从宫孔下度之，尽律作孔，则得徵声也。〕徵生商，林钟生太蔟也。〔以太蔟律从徵孔上度之，尽律以为孔，则得商声也。〕商生羽，太蔟生南吕也。〔以南吕律度从角孔下度之，尽律为孔，则得羽声也。〕羽生角，南吕生姑洗也。〔以姑洗律从羽孔上行度之，尽律而为孔，则得角声也。然则出于商孔之上，吹笛者左手所不及也。从羽孔下行度之，尽律而为孔，亦得角声，出于附商孔之下，则吹者右手所不逮也，故不作角孔。推而下之，复倍其均，是以角声在笛体中，古之制也。音家旧法，虽一部再倍，但令均同。适足为唱和之声，无害于曲均故也。《周语》曰：匏竹利制，议宜，谓便于事用从宜者也。〕角生变宫，姑洗生应钟也。〔上句所谓当为角孔而出商下者，墨点识之，以应律也。从此点下行度之，为孔则得变宫之声也。〕变宫生变徵，应钟生蕤宾也。〔以蕤宾律从变宫下度之，尽律为孔，则得变徵之声。十二笛之制，各以其宫为主。相生之法，或倍或半，其便事用，例皆一者也。〕下徵调法，林钟为宫，〔第四孔也。本正声黄钟之徵。徵清当在宫上，用笛之宜，倍令浊下，故曰下徵。下徵更为宫者，记所谓“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”者。然则正声调清，下徵调浊也。〕南吕为商，〔第三孔也。本正声黄钟之羽，今为下徵之商。〕应钟为角，〔第二孔也。本正声黄钟之变宫，今为下徵之角也。〕黄钟为变徵，〔下徵之调，林钟为宫，大吕当变徵。而黄钟笛本无大吕之声，故假用黄钟以为变徵也。假用之法：当变徵之声，则俱发黄钟及太蔟、应钟三孔。黄钟应浊而太蔟清，大吕律在二律之间，俱发三孔而微硙蒦之，则得大吕变徵之声矣。〕诸笛下徵调求变徵之法，皆如此。太蔟为徵，〔笛后出孔，本正声之商，今为下徵之徵。〕姑洗为羽，〔笛体中翕声也。本正声之角，今为下徵之羽也。〕蕤宾为变宫，〔附孔是也。本正声之变徵也，今为下徵之变宫也。然则正声之调，孔转下转浊。下徵之调，孔转上转清也。〕清角之调：以姑洗为宫，〔即是笛体中翕声也，于正声为角，于下徵为羽。清角之调，乃以为宫，而哨吹令清，故曰清角。唯得为宛诗谣俗之曲，不合雅乐也。〕蕤宾为商，〔正也。〕林钟为角，〔非正也。〕南吕为变徵，〔非正也。〕应钟为徵，〔正也。〕黄钟为羽，〔非正也。〕太蔟为变宫。〔非正也。清角之调，唯宫商及徵，与律相应，余四声非正者皆浊，一律哨吹令清，假而用之，其例一也。〕 凡笛体用角律，其长者八之，〔蕤宾、林钟也。〕短者四之，〔其余十笛，皆四角也。〕空中实容，长者十六，〔短笛竹宜受八律之黍也。若长短大小不合于此，或器用不便声均法度之齐等也。然笛竹率上大下小，不能均齐，必不得已，取其声均合。〕三宫〔一曰正声，二曰下徵，三曰清角。〕二十一变也。〔宫有七声，错综用之，故二十一变也。诸笛例皆一也。〕伏孔四，所以便事用也。〔一曰正角，出于商上者也。二曰倍角，近笛下者也。三曰变宫，近于宫孔，倍令下者也。四曰变徵，远于徵孔，倍令高者也，或倍或半，或四分一，取则于琴徵也。四者皆不作其孔而取其度，以应进退上下之法，所以协声均，便事用也。其本孔隐而不见，故曰伏孔。〕 大吕之笛：正声应大吕，下徵应夷则，长二尺六寸六分三厘有奇。〔《周语》曰“元间大吕，助宣物也”〕 太蔟之笛：正声应太蔟，下徵应南吕，长二尺五寸三分一厘有奇。〔《周语》曰“太蔟所以金奏，赞阳出滞也”〕 夹钟之笛：正声应夹钟，下徵应无射，长二尺四寸。〔《周语》曰“二间夹钟，出四隙之细也”〕 姑洗之笛：正声应姑洗，下徵应应钟，长二尺二寸三分三厘有奇。〔《周语》曰“三间中吕，宣中气也”〕 蕤宾之笛，正声应蕤宾，下徵应大吕，长三尺九寸九分五厘有奇。〔《周语》曰“蕤宾所以安静神人，献酧交酢”变宫近孔，故倍半令下，便于用也。林钟亦如之。〕 林钟之笛：正声应林钟，下徵应太蔟，长三尺七寸九分二厘有奇。〔《周语》曰“四间林钟，和展百事，俾莫不任肃纯恪”〕 夷则之笛：正声应夷则，下徵应夹钟，长三尺六寸。〔《周语》曰“夷则所以咏歌九州，平民无贰也”变宫之法，亦如蕤宾，体用四角，故四分益一也。〕 南吕之笛，正声应南吕，下徵应姑洗，长三尺三寸七分。〔《周语》曰“五间南吕，赞阳秀也”〕 无射之笛：正声应无射，下徵应中吕，长三尺二寸。〔《周语》曰“无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，示民轨仪也”〕 应钟之笛：正声应应钟，下徵应蕤宾，长五尺九寸九分六厘有奇。〔《周语》曰“六间应钟，均利器用，俾应复也”〕 勖又以魏杜夔所制律吕，检校太乐、总章、鼓吹八音，与律乖错。始知后汉至魏，尺度渐长于古四分有余。夔依为律吕，故致失韵。乃部佐著作郎刘恭依《周礼》更积黍起度，以铸新律。既成，募求古器，得周时玉律，比之不差毫厘。又汉世故钟，以律命之，不叩而自应。初，勖行道，逢赵郡商人县铎于牛，其声甚韵。至是搜得此铎，以调律吕焉。 晋武帝以勖律与周、汉器合，乃施用之。散骑侍郎阮咸讥其声高，非兴国之音。咸亡后，掘地得古铜尺，果长勖尺四分，时人咸服其妙。元康中，裴頠以为医方民命之急，而称两不与古同，为害特重，宜因此改治权衡。不见省。 黄钟箱笛，晋时三尺八寸。元嘉九年，太乐令钟宗之减为三尺七寸。十四年，治书令吏奚纵又减五分，为三尺六寸五分。〔列和云“东箱长笛四尺二寸也”〕太蔟箱笛，晋时三尺七寸，宗之减为三尺三寸七分，纵又减一寸一分，为三尺二寸六分。姑洗箱笛，晋时三尺五寸，宗之减为二尺九寸七分，纵又减五分，为二尺九寸二分。蕤宾箱笛，晋时二尺九寸，宗之减为二尺六寸，纵又减二分，为二尺五寸八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