谤誉

唐 · 柳宗元
凡人之谤誉于人者,亦各有道。君子在下则多谤,在上则多誉;小人在下则多誉,在上则多谤。何也?君子宜于上不宜于下,小人宜于下不宜于上。得其宜则誉至,不得其宜则谤至。此其凡也。然而君子遭乱世,不得已而在于上位,则道必咈于君,而利必及于人,由是谤行于上而不及于下,故可杀可辱,而人犹誉之。小人遭乱世而后得居于上位,则道必合于君,而害必及于人,由是誉行于上而不及于下,故可宠可富,而人犹谤之。君子之誉,非所谓誉也,其善显焉尔;小人之谤,非所谓谤也,其不善彰焉尔。 然则在下而多谤者,岂尽愚而狡也哉?在上而多誉者,岂尽仁而智也哉?其谤且誉者,岂尽明而善褒贬也哉?然而世之人闻而大惑,出一庸人之口,则群而邮之,且置于远迩,莫不以为信也。岂惟不能褒贬而已,则又蔽于好恶,夺于利害,吾又何从而得之耶?孔子曰:“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,其不善者恶之。”善人者之难见也,则其谤君子者为不少矣,其谤孔子者亦为不少矣。传之记者,叔孙武叔,时之贵显者也。其不可记者又不少矣。是以在下而必困也。及乎遭时得君而处乎人上,功利及于天下,天下之人皆欢而戴之,向之谤之者,今从而誉之矣。是以在上而必彰也。 或曰:“然则闻谤誉于上者,反而求之,可乎?”曰:“是恶可?无亦征其所自而已矣!其所自善人也,则信之;不善人也,则勿信之矣。苟吾不能分于善不善也,则已耳。如有谤誉乎人者,吾必征其所自,未敢以其言之多而举且信之也。其有及乎我者,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荣且惧也。苟不知我而谓我盗跖,吾又安取惧焉?苟不知我而谓我仲尼,吾又安敢荣焉?知我者之善不善,非吾果能明之也,要必自善而已矣。”
写景 思乡 唐诗三百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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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韩愈论史官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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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月二十一日,某顿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:获书言史事,云具《与刘秀才书》,及今乃见书稿,私心甚不喜,与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谬。 若书中言,退之不宜一日在馆下,安有探宰相意,以为苟以史荣一韩退之耶?若果尔,退之岂宜虚受宰相荣己,而冒居馆下,近密地,食奉养,役使掌故,利纸笔为私书,取以供子弟费?古之志于道者,不若是。 且退之以为纪录者有刑祸,避不肯就,尤非也。史以名为褒贬,犹且恐惧不敢为;设使退之为御史中丞大夫,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,其宜恐惧尤大也,则又扬扬入台府,美食安坐,行呼唱于朝廷而已耶?在御史犹尔,设使退之为宰相,生杀出入,升黜天下土,其敌益众,则又将扬扬入政事堂,美食安坐,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耶?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、利其禄者也? 又言“不有人祸,则有天刑”。若以罪夫前古之为史者,然亦甚惑。凡居其位,思直其道。道苟直,虽死不可回也;如回之,莫若亟去其位。孔子之困于鲁、卫、陈、宋、蔡、齐、楚者,其时暗,诸侯不能行也。其不遇而死,不以作《春秋》故也。当其时,虽不作《春秋》,孔子犹不遇而死也。若周公、史佚,虽纪言书事,独遇且显也。又不得以《春秋》为孔子累。范晔悖乱,虽不为史,其宗族亦赤。司马迁触天子喜怒,班固不检下,崔浩沽其直以斗暴虏,皆非中道。左丘明以疾盲,出于不幸。子夏不为史亦盲,不可以是为戒。其余皆不出此。是退之宜守中道,不忘其直,无以他事自恐。退之之恐,唯在不直、不得中道,刑祸非所恐也。 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诚如此者。今退之曰:我一人也,何能明?则同职者又所云若是,后来继今者又所云若是,人人皆曰我一人,则卒谁能纪传之耶?如退之但以所闻知孜孜不敢怠,同职者、后来继今者,亦各以所闻知孜孜不敢怠,则庶几不坠,使卒有明也。不然,徒信人口语,每每异辞,日以滋久,则所云“磊磊轩天地”者决必沉没,且乱杂无可考,非有志者所忍恣也。果有志,岂当待人督责迫蹙然后为官守耶? 又凡鬼神事,渺茫荒惑无可准,明者所不道。退之之智而犹惧于此。今学如退之,辞如退之,好议论如退之,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,犹所云若是,则唐之史述其卒无可托乎!明天子贤宰相得史才如此,而又不果,甚可痛哉!退之宜更思,可为速为;果卒以为恐惧不敢,则一日可引去,又何以云“行且谋”也?今人当为而不为,又诱馆中他人及后生者,此大惑已。不勉己而欲勉人,难矣哉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