昔《诗》、《书》既成，而毛、孔立《传》。《传》之时义，以训诂为主，亦犹《春秋》之传，配经而行也。降及中古，始名传曰注。盖传者转也，转授于无穷；注者流也，流通而靡绝。惟此二名，其归一揆。如韩、戴、服、郑，钻仰《六经》，裴、李、应、晋，训解《三史》，开导后学，发明先义，古今传授，是曰儒宗。 既而史传小书，人物杂记，若挚虞之《三辅决录》，陈寿之《季汉辅臣》，周处之《阳羡风土》，常璩之《华阳士女》，文言美辞列于章句，委曲叙事存于细书。此之注释，异夫儒士者矣。 次有好事之子，思广异闻，而才短力微，不能自达，庶凭骥尾，千里绝群，遂乃掇众史之异辞，补前书之所阙。若裴松之《三国志》，陆澄、刘昭两《汉书》，刘彤《晋纪》，刘孝标《世说》之类是也。 亦有躬为史臣，手自刊补，虽志存该博，而才阙伦叙，除烦则意有所吝，毕载则言有所妨，遂乃定彼榛楉，列为子注。若萧大圜《淮海乱离志》，羊衒之《洛阳伽蓝记》，宋孝王《关东风俗传》，王劭《齐志》之类是也。 榷其得失，求其利害，少期集注《国志》，以广承祚所遗，而喜聚异同，不加刊定，恣其击难，坐长烦芜。观其书成表献，自此蜜蜂兼采，但甘苦不分，难以味同萍实者矣。陆澄所注班史，多引司马迁之书，若此缺一言，彼增半句，皆采摘成注，标为异说，有昏耳目，难为披览。窃惟范晔之删《后汉》也，简而且周，疏而不漏，盖云备矣。而刘昭采其所捐损，以为补注，言尽非要，事皆不急。 譬夫人有吐果之核，弃药之滓，而愚者乃重加捃拾，洁以登荐，持此为工，多见其无识也。孝标善于攻缪，博而且精，固以察及泉鱼，辨穷河豕。嗟乎！以峻之才识，足堪远大，而不能探赜彪、峤，网罗班、马，方复留情于委巷小说，锐思于流俗短书。可谓劳而无功，费而无当者矣。自兹已降，其失逾甚。若萧、羊之琐杂，王、宋之鄙碎，言殊拣金，事比鸡肋，异体同病，焉可胜言。 大抵撰史加注者，或因人成事，或自我作故，记录无限，规检不存，难以存一家之格言，千载之楷则。凡诸作者，可不详之？ 至若郑玄、王肃述《五经》而各异，何休、马融论《三传》而竞爽。欲加商榷，其流实繁。斯则义涉儒家，言非史氏，今并不书于此焉。

班氏著志，牴牾者多。在于《五行》，芜累尤甚。今辄条其错缪，定为四科：一曰引书失宜，二曰叙事乖理，三曰释灾多滥，四曰古学不精。又于四科之中，疏为杂目，类聚区分，编之如后。 第一科引书失宜者，其流有四：一曰史记、《左氏》，交错相并；二曰《春秋》、史记，杂乱难别；三曰屡举《春秋》，言无定体；四曰书名去取，所记不同。 其志叙言之不从也，先称史记周单襄公告鲁成公曰，晋将有乱。又称宣公六年，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廖语，欲为卿。案宣公六年，自《左传》所载也。夫上论单襄，则持史记以标首；下列曼满，则遗《左氏》而无言。遂令读者疑此宣公，亦出史记；而不云鲁后，莫定何邦。是非难悟，进退无准。此所谓史记、《左氏》交错相亻并也。 《志》云：史记成公十六年，公会诸侯于周。案成公者，即鲁侯也。班氏凡说鲁之某公，皆以《春秋》为冠。何则？《春秋》者，鲁史之号。言《春秋》则知是鲁君。今引史记居先，成公在下，书非鲁史，而公舍鲁名。胶柱不移，守株何甚。此所谓《春秋》、《史记》杂乱难别也。 案班《书》为志，本以汉为主。在于汉时，直记其帝号谥耳。至于它代，则云某书、某国君，此其大例也。至如叙火不炎上，具《春秋》桓公十四年；次叙稼穑不成，直云严公二十八年而已。夫以火、稼之间，别书汉、莽之事。年代已隔，去鲁尤疏。洎乎改说异端，仍取《春秋》为始，而于严公之上，不复以《春秋》建名。遂使汉帝、鲁公，同归一揆。必为永例，理亦可容。在诸异科，事又不尔。求之画一，其例无恒。此所谓屡举《春秋》，言无定体也。 案本《志》叙汉以前事，多略其书名。至于服妖章，初云晋献公使太子率师，佩以金玦。续云郑子臧好为聚鹬之冠。此二事之上，每加《左氏》为首。夫一言可悉，而再列其名。省则都捐，繁则太甚。此所谓书名去取，所记不同也。 第二科叙事乖理者，其流有五：一曰徒发首端，不副征验；二曰虚编古语，讨事不终；三曰直引时谈，竟无它述；四曰科条不整，寻绎难知；五曰标举年号，详略无准。 《志》曰：《左氏》昭公十五年，晋籍谈如周葬穆后。既除丧而燕。叔向曰：王其不终乎！吾闻之，所乐必卒焉。今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，于是乎与丧宾燕，乐忧甚矣。礼，王之大经也。一动而失二礼，无大经矣，将安用之。案其后七年，王室终如羊舌所说，此即其效也，而班氏了不言之。此所谓徒发首端，不副征验也。 《志》云：《左氏》襄公二十九年，晋女齐语智伯曰：齐高子容、宋司徒皆将不免。子容专，司徒侈，皆亡家之主也。专者速及，侈则将以力毙。九月，高子出奔北燕，所载至此，更无他说。案《左氏》昭公二十年，宋司徒奔陈。而班氏探诸本传，直写片言。阅彼全书，唯征半事。遂令学者疑丘明之说，有是有非；女齐之言，或得或失。此所谓虚编古语，讨事不终也。 《志》云：成帝于鸿嘉、永始之载，好为微行，置私田于民间。谷永谏曰：诸侯梦得田，占为失国。而况王蓄私田财物，为庶人之事乎。已下弗云成帝意悛与不悛，谷永言效与不效。谏词虽具，诸事阙如。此所谓直引时谈，竟无它述者也。 其述庶征之恒寒也，先云釐公十年冬，大雨雹。随载刘向之占，次云《公羊经》曰“大雨雹”，续书董生之解。案《公羊经》所说，与上奚殊？而再列其辞，俱云“大雨雹”而已。又此科始言大雪与雹，继言殒霜杀草，起自春秋，讫乎汉代。其事既尽，乃重叙雹灾。分散相离，断绝无趣。夫同是一类，而限成二条。 首尾纷拏，而章句错糅。此所谓科条不整，寻绎难知者也。 夫人君改元，肇自刘氏。史官所录，须存凡例。案斯《志》之记异也，首列元封年号，不详汉代何君；次言地节、河平，具述宣、成二帝。武称元鼎，每岁皆书；哀曰建平，同年必录。此所谓标举年号，详略无准者也。 第三科释灾多滥者，其流有八：一曰商榷前世，全违故实；二曰影响不接，牵引相会；三曰敷演多端，准的无主；四曰轻持善政，用配妖祸；五曰但伸解释，不显符应；六曰考核虽谠，义理非精；七曰妖祥可知，寝默无说；八曰不循经典，自任胸怀。 《志》云：“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，九鼎震。”“是岁，韩、魏、赵篡晋而分其地，威烈王命以为诸侯。天子不恤同姓，而爵其贼臣，天下不附矣。”案周当战国之世，微弱尤甚。故君疑窃斧，台名逃债。正比夫泗上诸侯，附庸小国者耳。 至如三晋跋扈，欲为诸侯，虽假王命，实由己出。譬夫近代莽称安汉，匪平帝之至诚；卓号太师，岂献皇之本愿。而作者苟责威烈以妄施爵赏，坐贻妖孽，岂得谓“人之情伪尽知之矣”者乎！此所谓商榷前世，全违故实也。 《志》云：昭公十六年九月，大雩。先是，昭母夫人归氏薨，昭不戚而大蒐于比蒲。又曰定公十二年九月，大雩。先是，公自侵郑归而城中城，二大夫围郓。 案大蒐于比蒲，昭之十一年。城中城、围郓，定之六年也。其二役去雩，皆非一载。夫以国家恒事，而坐延灾眚，岁月既遥，而方闻响应。斯岂非乌有成说，扣寂为辞者哉！此所谓影响不接，牵引相会也。 《志》云：严公七年秋，大水。董仲舒、刘向以为严母姜与兄齐侯淫，共杀桓公。严释父仇，复娶齐女，未人而先与之淫，一年再出会，于道逆乱，臣下贱之应也。又云：十一年秋，宋大水。董仲舒以为时鲁、宋比年有乘丘、鄑之战，百姓愁怨，阴气盛，故二国俱水。案此说有三失焉。何者？严公十三年、十一年，公败宋师于乘丘及鄑。夫以制胜克敌，策勋命赏，可以欢荣降福，而反愁怨贻灾邪？其一失也。且先是数年，严遭大水，校其时月，殊在战前。而云与宋交兵，故二国大水，其二失也。况于七年之内，已释水灾，始以齐女为辞，终以宋师为应。前后靡定，向背何依？其失三也。夫以一灾示青，而三说竞兴，此所谓敷演多端，准的无主也。 其释“厥咎舒，厥罚恒燠”，以为其政弛慢，失在舒缓，故罚之以燠，冬而亡冰。寻其解《春秋》之无冰也，皆主内失黎庶，外失诸侯，不事诛赏，不明善恶，蛮夷猾夏，天子不能讨，大夫擅权，邦君不敢制。若斯而已矣。次至武帝元狩六年冬，亡冰，而云先是遣卫、霍二将军穷追单于，斩首十余万级归，而大行庆赏。上又闵悔勤劳，遣使巡行天下，存赐鳏寡，假与乏困，举遗逸独行君子诣行在所。郡国有以为便宜者，上丞相、御史以闻。于是天下咸喜。案汉帝其武功文德也如彼，其先猛后宽也如此，岂是有懦弱凌迟之失，而无刑罚戡定之功哉！ 何得苟以无冰示灾，便谓与昔人同罪。矛盾自已，始末相违，岂其甚邪？此所谓轻持善政，用配妖祸也。 《志》云：孝昭元凤三年，太山有大石立。眭孟以为当有庶人为天子者。京房《易传》云：“太山之石颠而下，圣人受命人君虏。”又曰：石立于山，同姓为天下雄。案此当是孝宣皇帝即位之祥也。宣帝出自闾阎，坐登扆极，所谓庶人受命者也。以曾孙血属，上纂皇统，所谓同姓雄者。昌邑见废，谪君远方，所谓人君虏者也。班《书》载此征祥，虽具有剖析，而求诸后应，曾不缕陈。叙事之宜，岂其若斯？苟文有所阙，则何以载言者哉？此所谓但伸解释，不显符应也。 《志》云：成帝建始三年，小女陈持弓年九岁，走入未央宫。又云：绥和二年，男子王褒入北司马门，上前殿。班《志》虽有证据，言多疏阔。今聊演而申之。案女子九岁者，九则阳数之极也。男子王褒者，王则臣君之姓也。入北司马门上前殿者，三莽始为大司马，至哀帝时就国，帝崩后，仍此官，因以篡位。夫人入司马门而上殿，亦由从大司马而升极。灾祥示兆，其事甚明。忽而不书，为略何甚？此所谓解释虽谠，义理非精也。 《志》云：哀帝建平四年，山阳女子田无啬怀妊，未生二月，儿啼腹中。及生，不举，葬之陌上。三日，人过闻啼声。母掘土收养。寻本《志》虽述此妖灾，而了无解释。案人从胞到育，含灵受气，始末有成数，前后有定准。至于在孕甫尔，遽发啼声者，亦由物有基业未彰，而形象已兆，即王氏篡国之征。生而不举，葬而不死者，亦由物有期运已定，非诛剪所平，即王氏受命之应也。又案班云小女陈持弓者，陈即莽所出；如女子田无啬者，田故莽之本宗。事既同占，言无一概。岂非唯知其一，而不知其二者乎？此所谓妖祥可知，寝默无说也。 当春秋之时，诸国贤俊多矣。如沙鹿其坏，梁山云崩，鹢退蜚于宋者，龙交斗于郑水。或伯宗、子产，具述其非妖；或卜偃、史过，盛言其必应。盖于时有识君子以为美谈。故左氏书之不刊，贻厥来裔。既而古今路阻，闻见壤隔，至汉代儒者董仲舒、刘向之徒，始别构异闻，辅申它说。以兹后学，陵彼先贤，皆今谚所谓“季与厥昆，争知嫂讳”者也。而班《志》尚舍长用短，捐旧习新，苟出异同，自矜魁博，多见其无识者矣。此所谓不循经典，自任胸怀也。 第四科古学不精者，其流有三：一曰博引前书，网罗不尽；二曰兼采《左氏》，遗逸甚多；三曰屡举旧事，不知所出。 《志》云：庶征之恒风，刘向以为《春秋》无其应。刘歆以为釐十六年，《左氏传》释六鶂退飞是也。案旧史刘向学《谷梁》，刘歆学《左氏》。既祖习各异，而闻见不同，信矣。而周木斯拔，郑车偾济，风之为害，备于《尚书》、《左传》。向则略而不信，歆则知而不传。又详言从怪，历叙群妖。述雨氂为灾，而不寻赵毛生地；书异鸟相育，而不载宋雀生鹯。斯皆见小忘大，举轻略重。盖学有不同，识无通鉴故也。且当炎汉之代，厥异尤奇。若景帝承平，赤风如血；于公在职，亢阳为旱。惟纪与传，各具其详，在于《志》中，独无其说也，何哉？ 此所谓博引前书，网罗不尽也。 《左传》云：宋人逐猰狗，华臣出奔陈。又云：宋公子地有白马，景公夺而朱其尾鬛。地弟辰以肖叛。班《志》书此二事，以为犬马之祸。案《左氏》所载，斯流实繁。如季氏之逆也，由斗鸡而傅介；卫侯之败也，因养鹤以乘轩。曹亡首于获雁，郑弑萌于解鼋。郄至夺而家灭，华元杀羊而卒奔。此亦白黑之祥，羽毛之孽，何独舍而不论，唯征犬马而已。此所谓兼采《左氏》，遗逸甚多也。 案《太史公书》自《春秋》以前，所有国家灾眚，贤哲占侯，皆出于《左氏》、《国语》者也。今班《志》所引，上自周之幽厉，下终鲁之定、哀，而不云《国语》，唯称史记，岂非忘本徇末，逐近弃远者乎？此所谓屡举旧事，不知所出也。 所定多目，凡二十种。但其失既众，不可殚论。故每日之中，或举一事。庶触类而长，他皆可知。又案斯志之作也。本欲明吉凶，释休咎，惩恶劝善，以戒将来。至如春秋已还，汉代而往，其间日蚀、地震、石陨、山崩、雨雹、雨鱼、大旱、大水、犬豕为祸，桃李冬花，多直叙其灾，而不言其应。此乃鲁史之《春秋》、《汉书》之帝纪耳，何用复编之于此志哉！昔班叔皮云：司马迁叙相如则举其郡县，著其字。萧、曹、陈平之属，仲舒并时之人，不记其字，或县而不郡，盖有所未暇也。若孟坚此《志》，错谬殊多，岂亦刊削未周者邪？不然，何脱略之甚也。亦有穿凿成文，强生异义。如蜮之惑，麋之为迷，陨五石者，齐五子之征。溃七山者，汉七国之象。叔服会葬，郕伯来奔，亢阳所以成妖，郑易许田，鲁谋莱国，食苗所以为祸。诸如此比，其类弘多。徒有解释，无足观采。知音君子，幸为详焉。

夫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；观乎国风，以察兴亡。是知文之为用，远矣大矣。 若乃宣、僖善政，其美载于周诗；怀、襄不道，其恶存乎楚赋。读者不以吉甫、奚斯为谄，屈平、宋玉为谤者，何也？盖不虚美，不隐恶故也。是则文之将史，其流一焉，固可以方驾南、董，俱称良直者矣。 爰洎中叶，文体大变，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，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。譬如女工之有绮縠，音乐之有郑、卫。盖语曰：不作无益害有益。至如史氏所书，固当以正为主。是以虞帝思理，夏后失御，《尚书》载其元首、禽荒之歌；郑庄至孝，晋献不明，《春秋》录其大隧、狐裘之什。其理谠而切，其文简而要，足以惩恶劝善，观风察俗者矣。若马卿之《子虚》、《上林》，扬雄之《甘泉》、《羽猎》，班固《两都》，马融《广成》，喻过其体，词没其义，繁华而失实，流宕而忘返，无裨劝奖，有长奸诈，而前后《史》、《汉》皆书诸列传，不其谬乎！ 且汉代词赋，虽云虚矫，自余它文，大抵犹实。至于魏、晋已下，则讹谬雷同。榷而论之，其失有五：一曰虚设，二曰厚颜，三曰假手，四曰自戾，五曰一概。 何者？昔大道为公，以能而授，故尧咨尔舜，舜以命禹。自曹、马已降，其取之也则不然。若乃上出禅书，下陈让表，其间劝进殷勤，敦谕重沓，迹实同于莽、卓，言乃类于虞、夏。且始自纳陛，迄于登坛。彤弓卢矢，新君膺九命之锡；白马侯服，旧主蒙三恪之礼。徒有其文，竟无其事。此所谓虚设也。 古者两军为敌，二国争雄，自相称述，言无所隐。何者？国之得丧，如日月之蚀焉，非由饰辞矫说所能掩蔽也。逮于近古则不然。曹公叹蜀主之英略，曰“刘备吾俦”；周帝美齐宣之强盛，云“高欢不死”。或移都以避其锋，或断冰以防其渡。及其申诰誓，降移檄，便称其智昏菽麦，识昧玄黄，列宅建都，若鹪鹩之巢苇，临戎贾勇，犹螳螂之拒辙。此所谓厚颜也。 古者国有诏命，皆人主所为，故汉光武时，第五伦为督铸钱掾，见诏书而叹曰：“此圣主也，一见决矣。”至于近古则不然。凡有诏敕，皆责成群下，但使朝多文士，国富辞人，肆其笔端，何事不录。是以每发玺诰，下纶言，申恻隐之渥恩，叙忧勤之至意。其君虽有反道败德，唯顽与暴。观其政令，则辛、癸不如；读其诏诰，则勋、华再出。此所谓假手也。 盖天子无戏言，苟言之有失，则取尤天下。故汉光武谓庞萌“可以托六尺之孤”，及闻其叛也，乃谢百官曰：诸君得无笑朕乎？是知褒贬之言，哲王所慎。 至于近古则不然。凡百具寮，王公卿士，始有褒崇，则谓其珪璋特达，善无可加；旋有贬黜，则比诸斗筲下才，罪不容责。夫同为一士之行，同取一君之言，愚智生于倏忽，是非变于俄顷，帝心不一，皇鉴无恒。此所胃自戾也。 夫国有否泰，世有污隆，作者形言，本无定准。故观猗与之颂，而验有殷方兴；睹《鱼藻》之刺，而知宗周将殒。至于近代则不然。夫谈主上之圣明，则君尽三、五；述宰相之英伟，则人皆二八。国止方隅，而言并吞六合；福不盈{此目}，而称感致百灵。虽人事屡改，而文理无易，故善之与恶，其说不殊，欲令观者，畴为准的？此所谓一概也。 于是考兹五失，以寻文义，虽事皆形似，而言必凭虚。夫镂冰为璧，不可得而用也；画地为饼，不可得而食也。是以行之于世，则上下相蒙；传之于后，则示人不信。而世之作者，恒不之察，聚彼虚说，编而次之，创自起居，成于国史，连章疏录，一字无废，非复史书，更成文集。 若乃历选众作，求其秽累，王沈、鱼豢，是其甚焉；裴子野、何之元，抑其次也。陈寿、干宝，颇从简约，犹时载浮讹，罔尽机要。唯王劭撰《齐》、《隋》二史，其所取也，文皆诣实，理多可信，至于悠悠饰词，皆不之取。此实得去邪从正之理，捐华摭实之义也。 盖山有木，工则度之。况举世文章，岂无其选，但苦作者书之不读耳。至如诗有韦孟《讽谏》，赋有赵壹《嫉邪》，篇则贾谊《过秦》，论则班彪《王命》，张华述箴于女史，张载题铭于剑阁，诸葛表主以出师，王昶书字以诫子，刘向、谷永之上疏，晁错、李固之对策，荀伯子之弹文，山巨源之启事，此皆言成轨则，为世龟镜。求诸历代，往往而有。苟书之竹帛，持以不刊，则其文可与三代同风，其事可与《五经》齐列。古犹今也，何远近之有哉？ 昔夫子修《春秋》，别是非，申黜陟，而贼臣逆子惧。凡今之为史而载文也，苟能拨浮华，采贞实，亦可使夫雕虫小技者，闻义而知徒矣。此乃禁淫之堤防，持雅之管辖，凡为载削者，可不务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