昔孔宣父以大圣之德，应运而生，生人以来，未之有也。故使三千弟子、七十门人，钻仰不及，请益无倦。然则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，其间切磋酬对，颇亦互闻得失。何者？睹仲由之不悦，则矢天厌以自明；答言偃之弦歌，则称戏言以释难。斯则圣人之设教，其理含弘，或援誓以表心，或称非以受屈。岂与夫庸儒末学，文过饰非，使夫问者缄辞杜口，怀疑不展，若斯而已哉？嗟夫！古今世殊，师授路隔，恨不得亲膺洒扫，陪五尺之童；躬奉德音，抚四科之友。而徒以研寻蠹简，穿凿遗文，菁华久谢，糟粕为偶。遂使理有未达，无由质疑。是用握卷踌躇，挥毫悱愤。傥梁木斯坏，魂而有灵，敢效接舆之歌，辄同林放之问。但孔氏之立言行事，删《诗》赞《易》，其义既广，难以具论。今惟摭其史文，评之于后。 何者？赵孟以无辞伐国，贬号为人；杞伯以夷礼来朝，降爵称子，虞班晋上，恶贪贿而先书；楚长晋盟，讥无信而后列。此则人伦臧否，在我笔端，直道而行，夫何所让？奚为齐、郑及楚，国有弑君，各以疾赴，遂皆书卒？夫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凡在含识，皆知耻惧。苟欺而可免，则谁不愿然？且官为正卿，反不讨贼；地居冢嫡，药不亲尝。遂皆被以恶名，播诸来叶。必以彼三逆，方兹二弑，躬为枭獍，则漏网遗名；迹涉瓜李，乃凝脂显录。嫉恶之情，岂其若是？其所未谕一也。 又案齐荼野幕之戮，事起阳生。楚灵乾溪之缢，祸由观从。而《春秋》捐其首谋，舍其亲弑，亦何异鲁酒薄而邯郸围，城门火而池鱼及。必如是，则邾之阍者私憾射姑，以其君卞急而好洁，可行欺以激怒，遂倾瓶水以沃庭，俾废炉而烂卒。斯亦罪之大者，奚不书弑乎？其所未谕二也。 盖明镜之照物也，妍媸必露，不以毛嫱之面或有疵瑕，而寝其鉴也；虚空之传响也，清浊必闻，不以绵驹之歌时有误曲，而辍其应也。夫史官执简，宜类于斯。苟爱而知其丑，憎而知其善，善恶必书，斯为实录。观夫子修《春秋》也，多为贤者讳。狄实灭卫，因桓耻而不书；河阳召王，成文美而称狩。斯则情兼向背，志怀彼我。苟书法其如是也，岂不使为人君者，靡惮宪章，虽玷白圭，无惭良史也乎？其所未谕三也。 哀八年及十三年，公再与吴盟，而皆不书。桓二年，公及戎盟则书之。戎实豺狼，非我族类。夫非所讳而仍讳，谓当耻而无耻，求之折衷，未见其宜。其所未谕四也。 诸国臣子，非卿不书，必以地来奔，则虽贱亦志。斯岂非国之大事，不可限以常流者耶？如阳虎盗入于讙，拥阳关而外叛，《传》具其事，《经》独无闻，何哉？且弓玉云亡，犹获显记；城邑失守，反不沾书。略大存小，理乖惩劝。其所未谕五也。 案诸侯世嫡，嗣业居丧，既未成君，不避其讳。此《春秋》之例也。何为般、野之殁，皆以名书，而恶、视之殂，直云“子卒”。其所未谕六也。 凡在人伦，不得其死者，邦君已上，皆谓之弑，卿士以上通谓之杀。此《春秋》之例也。案桓二年，书曰：“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”。僖十年，又曰：“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大夫荀息”。夫臣当为杀，而称及，与君弑同科。苟弑、杀不分，则君臣靡别者矣。其所未谕七也。 夫臣子所书，君父是党，虽事乖正直，而理合名教。如鲁之隐、桓戕弑，昭、哀放逐，姜氏淫奔，子般夭酷。斯则邦之孔丑，讳之可也。如公送晋葬，公与吴盟，为齐所止，为邾所败，盟而不至，会而后期，并讳而不书，岂非烦碎之甚？ 且案汲冢竹书、《晋春秋》及《纪年》之载事也，如重耳出奔，惠公见获，书其本国，皆无所隐。唯《鲁春秋》之记其国也，则不然。何者？国家事无大小，苟涉嫌疑，动称耻讳，厚诬来世，奚独多乎！其所未谕八也。 案昭十二年，齐纳北燕伯于阳。“伯于阳”者何？公子阳生也。子曰：“我乃知之矣”。在侧者曰：“子苟知之，何以不革？”曰：“如尔所不知何？”夫如是，夫子之修《春秋》，皆遵彼乖僻，习其讹谬，凡所编次，不加刊改者矣。 何为其间则一褒一贬，时有弛张；或沿或革，曾无定体，其所未谕九也。 又书事之法，其理宜明。使读者求一家之废兴，则前后相会；讨一人之出入，则始末可寻。如定六年书“郑灭许，以许男斯归。”而哀元年书“许男与楚围蔡。” 夫许既灭矣，君执家亡，能重列诸侯，举兵围国者何哉？盖其间行事，必当有说。 《经》既不书，《传》又阙载，缺略如此，寻绎难知，其所未谕十也。 案晋自鲁闵公已前，未通于上国。至僖二年灭下阳已降，渐见于《春秋》。 盖始命行人自达于鲁也，而《琐语》、《晋春秋》载鲁国闵公时事，言之甚详。 斯则闻事必书，无假相赴者也。盖当时国史，它皆仿此。至于夫子所修也则不然。 凡书异国，皆取来告。苟有所告，虽小必书；如无其告，虽大亦阙。故宋飞六鹢，小事也，以有告而书之；晋灭三邦，大事也，以无告而阙之。用使巨细不均，繁省失中，比夫诸国史记，奚事独为疏阔？寻兹例之作也，盖因周礼旧法，鲁策成文。夫子既撰不刊之书，为后王之则，岂可仍其过失，而不中规矩者乎？其所未谕十一也。 盖君子以博闻多识为工，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。而《春秋》记它国之事，必凭来者之辞；而来者所言，多非其实。或兵败而不以败告，君弑而不以弑称，或宜以名而不以名，或应以氏而不以氏，或春崩而以夏闻，或秋葬而以冬赴。皆承其所说而书遂使真伪莫分，是非相乱。其所未谕十二也。 凡所未谕，其类尤多，静言思之，莫究所以。岂“夫子之墙数仞，不得其门” 者欤？将“某也幸，苟有过，人必知之”者欤？如其与夺，诸谢不敏。 又世人以夫子固天攸纵，将圣多能，便谓所著《春秋》，善无不备。而审形者少，随声者多，相与雷同，莫之指实，榷而为论，其虚美者有五焉。 案古者国有史官，具列时事，观汲冢所记，皆与鲁史符同。至如周之东迁，其说稍备；隐、桓已上，难得而详。此之烦省，皆与《春秋》不别。又“获君曰止。”“诛臣曰刺，”“杀其大夫曰杀，”“执我行人”，“郑弃其师，”“陨石于宋五。”诸如此句，多是古史全文。则知夫子之所修者，但因其成事，就加雕饰，仍旧而已，有何力哉？加以史策有阙文，时月有失次，皆存而不正，无所用心，斯又不可得而殚说矣。而太史公云：夫子“为《春秋》，笔则笔，削则削，子夏之徒，不能赞一辞。”其虚美一也。 又案：宋襄公执滕子而诬之以得罪，楚灵王弑郏敖而赴之以疾亡，《春秋》皆承告而书，曾无变革。是则无辜者反加以罪，有罪者得隐其辜，求诸劝戒，其义安在？而左丘明论《春秋》之义云：“或求名而不得，或欲盖而名彰，”“善人劝焉，淫人惧焉。”其虚美二也。 又案，《春秋》之所书，本以褒贬为主。故《国语》晋司马侯对其君悼公曰：“以其善行，以其恶戒，可谓德义矣。”公曰：“孰能？”对曰：“羊舌肸习于《春秋》。”至于董狐书法而不隐，南史执简而累进，又甯殖出君，而卒之犹名在策书。故知当时史臣各怀直笔，斯则有犯必死，书法无舍者矣。自夫子之修《春秋》也，盖他邦之篡贼其君者有三，本国之弑逐其君者有七，莫不缺而靡录，使其有逃名者。而孟子云：“孔子成《春秋》，乱臣贼子惧。”无乃乌有之谈欤？ 其虚美三也。 又案《春秋》之文，虽有成例，或事同书异，理殊画一。故太史公曰：“孔氏著《春秋》，隐、桓之间则彰，至定、哀之际则微，为其切当世之文罔，而褒忌讳之辞也。”斯则危行言逊，吐刚茹柔，推避以求全，依违以免祸。孟子云：“孔子曰：‘知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，罪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’。”其虚美四也。 又案，赵穿杀君而称宣子之弑，江乙亡布而称令尹所盗，此则春秋之世，有识之士莫不微婉其辞，隐晦其说。斯盖当时之恒事，习俗所常行。而班固云：“仲尼殁而微言绝。”观微言之作，岂独宣父者邪？其虚美五矣。 考兹众美，征其本源，良由达者相承，儒教传授，既欲神其事，故谈过其实。 语曰：“众善之，必察焉。”孟子曰：“尧、舜不胜其美，桀、纣不胜其恶。” 寻世之言《春秋》者，得非睹众善而不察，同尧、舜之多美者乎？ 昔王充设论，有《问孔》之篇。虽《论语》群言，多见指摘，而《春秋》杂义，曾未发明。是用广彼旧疑，增其新觉，将来学者，幸为详之。

○诸晋史（六条） 东晋之史，作者多门，何氏《中兴》，实居其最。而为晋学者，曾未之知，傥湮灭不行，良可惜也。王、檀著书，是晋史之尤劣者，方诸前代，其陆贾、褚先生之比欤！道鸾不揆浅才，好出奇语，所谓欲益反损，求妍更媸者矣。 臧氏《晋书》称苻坚之窃号也，虽疆宇狭于石虎，至于人物则过之。案后石之时，张据瓜、凉，李专巴、蜀，自辽而左。人属慕容，涉汉而南，地归司马。 逮于苻氏，则兼而有之。《禹贡》九州，实得其八。而言地劣于赵，是何言欤？ 夫识事未精，而轻为著述，此其不知量也。张勔抄撮晋史，求其异同，而被褐此言，不从沙汰，罪又甚矣。 夫学未该博，鉴非详正，凡所修撰，多聚异闻，其为踳驳，难以觉悟。案应劭《风俗通》载楚有叶君祠，即叶公诸梁庙也。而俗云孝明帝时有河东王乔为叶令，尝飞凫入朝。及干宝《搜神记》，乃隐应氏所通，而收流俗怪说。又刘敬叔《异苑》称晋武库失火，汉高祖斩蛇剑穿屋而飞，其言不经。故梁武帝令殷芸编诸《小说》，及萧方等撰《三十国史》，乃刊为正言。既而宋求汉事，旁取令升之书；唐征晋语，近凭方等之录。编简一定，胶漆不移。故令俗之学者，说凫履登朝，则云《汉书》旧记。谈蛇剑穿屋，必曰晋典明文。摭彼虚词，成兹实录。 语曰：“三人成市虎”。斯言其得之者乎！ 马迁持论，称尧世无许由；应劭著录，云汉代无王乔，其言谠矣。至士安撰《高士传》，具说箕山之迹；令升作《搜神记》，深信叶县之灵。此并向声背实，舍真从伪，知而故为，罪之甚者。近者，宋临川王义庆著《世说新语》，上叙两汉、三国及晋中朝、江左事。刘峻注释，摘其瑕疵，伪迹昭然，理难文饰。而皇家撰《晋史》，多取此书。遂采康王之妄言，违孝标之正说。以此书事，奚其厚颜。 汉吕后以妇人称制，事同王者。班氏次其年月，虽与诸帝同编；而记其事迹，实与后妃齐贯。皇家诸学士撰《晋书》，首发凡例，而云班《汉》皇后除王、吕之外，不为作传，并编叙行事，寄出《外戚》篇。案《外戚》篇所不载者，唯元后耳。安得不引吕氏以为例乎？盖由读书不精，识事多阙，徒以本纪标目，以编高后之年，遂疑外戚裁篇，不述娥姁之事。其为率略，不亦甚邪！ 杨王孙布囊盛尸，裸身而葬。伊籍对吴，以“一拜一起，未足为劳”。求两贤立身，各有此一事而已。而《汉书》、《蜀志》，为其立传。前哲致讥，言之详矣。然杨能反经合义，足矫奢葬之愆。伊以敏辞辨对，可免“使乎”之辱。列诸篇第，犹有可取。近者皇家撰《晋书》，著《刘伶》、《毕卓传》。其述事也，直载其嗜酒沈湎，悖礼乱德，若斯而已，为传如此，复何所取者哉？ ○《宋略》（一条） 裴几原删略宋史，定为二十篇。芟烦撮要，实有其力。而所录文章，颇伤芜秽。如文帝《除徐傅官诏》、颜延年《元后哀册文》、颜峻《讨二凶檄》、孝武《拟李夫人赋》、裴松之《上注国志表》、孔熙先《罪许曜词》。凡此诸文，是尤不宜载者。 何则？羡、亮威权震主，负芒猜忌，将欲取之，必先与之。既而罪名具列，刑书是正，则先所降诏，本非实录。而乃先后双载，坐令矛盾两伤。夫国之不造，史有哀册。自晋、宋已还，多载于起居注，词皆虚饰，义不足观。必以“略”言之，故宜去也。昔汉王数项，袁公檄曹，若不具录其文，难以暴扬其过。至于二凶为恶，不言可知，无俟檄数，始明罪状。必刊诸国史，岂益异同。孝武作赋悼亡，钟心内宠，情在儿女，语非军国。松之所论者，其事甚末，兼复文理非工。 熙先构逆怀奸，矫言欺众，且所为稿草，本未宣行。斯并同在编次，不加铨择，岂非芜滥者邪？ 向若除此数文，别存他说，则宋年美事，遗略盖寡。何乃应取而不取，宜除而不除乎？但近代国史，通多此累，有同自郐，无足致讥。若裴氏者，众作之中，所可与言史者，故偏举其事，以申掎摭去。 ○后魏书（二条） 《宋书》载佛狸之入寇也，其间胜负，盖皆实录焉。《魏史》所书，则全出沈本。如事有可耻者，则加减随意，依违饰言。至如刘氏献女请和，太武以师婚不许，此言尤可怪也。何者？江左皇族，水乡庶族，若司马、刘、萧、韩、王，或出于亡命，或起自俘囚，一诣桑干，皆成禁脔。此皆魏史自述，非他国所传。 然则北之重南，其礼如此。安有黄旗之主，亲屈己以求婚，而白登之阵反怀疑而不纳。其言河汉，不亦甚哉！观休文《宋典》，诚曰不工，必比伯起《魏书》，更为良史。而收每云：“我视沈约，正如奴耳。”此可谓饰嫫母而夸西施，持鱼目而笑明月者也。 近者沈约《晋书》，喜造奇说。称元帝牛金之子，以应“牛继马后”之征。 邺中学者王劭、宋孝王言之详矣。而魏收深嫉南国，幸书其短，著《司马叡传》，遂具录休文所言。又崔浩谄事狄君，曲为邪说，称拓跋之祖，本李陵之胃。当时众议抵斥，事遂不行。或有窃其书以渡江者，沈约撰《宋书？索虏传》，仍传伯渊所述。凡此诸妄，其流甚多，傥无迹可寻，则真伪难辨者矣。 ○北齐诸史（三条） 王劭国史，至于论战争，述纷扰，贾其馀勇，弥见所长。至如叙文宣逼孝靖以受魏禅，二王杀杨、燕以废乾明，虽《左氏》载季氏逐昭公，秦伯纳重耳，栾盈起于曲沃，楚灵败于乾豁，殆可连类也。又叙高祖破宇文于邙山，周武自晋阳而平邺，虽《左氏》书城濮之役，鄢陵之战，齐败于鞍，吴师入郢，亦不是过也。 或问曰：王劭《齐志》，多记当时鄙言，为是乎？为非乎？对曰：古往今来，名目各异，区分壤隔，称谓不同。所以晋、楚方言，齐、鲁俗语，《六经》诸子，载之多矣。 自汉已降，风俗屡迁，求诸史籍，差睹其事。或君臣之目，施诸朋友；或尊官之称，属诸君父。曲相崇敬，标以处士、王孙；轻加侮辱，号以仆父、舍长。 亦有荆楚训多为夥，庐江目桥为圯。南呼北人曰伧，西谓东胡曰虏。渠、们、底、个，江左彼此之辞；乃、若、君、卿，中朝汝我之义。斯并因地而变，随时而革，布在方册，无假推寻。足以知甿俗之有殊，验土风之不类。 然自二京失守，四夷称制，夷夏相杂，音句尤媸。而彦鸾、伯起，务存隐讳；重规、德棻，志在文饰。遂使中国数百年内，其俗无得而言。 盖语曰：“知古而不知今，谓之陆沈。”又曰：“一物不知，君子所耻。” 是则时无远近，事无巨细，必藉多闻，以成博识。 如今之所谓者，若中州名汉，关右称羌，易臣以奴，呼母云姊。主上有大家之号，师人致儿郎之说。凡如此例，其流甚多。必寻其本源，莫详所出。阅诸《齐志》，则了然可知。由斯而言，劭之所录，其为弘益多矣。足以开后进之蒙蔽，广来者之耳目。微君懋，吾几面墙于近事矣，而子奈何妄加讥诮者哉！ 皇家修《五代史》，馆中坠稿仍存。皆因彼旧事，定为新史。观其朱墨所图，铅黄所拂，犹有可识者。或以实为虚，以非为是。其北齐国史，皆称诸帝庙号，及李氏撰《齐书》，其庙号有犯时讳者，即称谥焉。至于变世祖为文襄，改世宗为武成。苟除兹“世”字，而不悟“襄”、“成”有别。诸如此谬，不可胜纪。 又其列传之叙事也，或以武定臣佐降在成朝，或以河清事迹擢居襄代。故时日不接而隔越相偶，使读者瞀乱而不测，惊骇而多疑。嗟乎！因斯而言，则自古著书，未能精谠，书成绝笔，而遽捐旧章。遂令玉石同烬，真伪难寻者，不其痛哉！ ○周书 今俗所行周史，是令狐德棻等所撰。其书文而不实，雅而无检，真迹甚寡，客气尤繁。 寻宇文初习华风，事由苏绰。至于军国词令，皆准《尚书》。太祖敕朝廷他文，悉准于此。盖史臣所记，皆禀其规。柳虬之徒，从风而靡。案绰文虽去彼淫丽，存兹典实。而陷于矫枉过正之失，乖夫适俗随时之义。苟记言若是，则其谬逾多。爰及牛弘，弥尚儒雅。即其旧事，因而勒成。务累清言。罕逢佳句。 而令狐不能别求他述，用广异闻，唯凭本书，重加润色。遂使周氏一代之史，多非实录者焉。 ○《隋书》（一条） 昔贾谊上书，晁错对策。皆有益军国，足贻劝戒。而编于汉史，读者犹恨其繁。如《隋书·王劭、袁充》两传，唯录其诡辞妄说，遂盈一篇。寻又申以诋诃，尤其谄惑。夫载言示后者，贵于辞理可观。既以无益而书，岂若遗而不载。盖学者神识有限，而述者注记无涯。以有限之神识，观无涯之注记，必如是，则阅之心目，视听告劳；书之简编，缮写不给。呜呼！苟自古著述其皆若此也，则知李斯之设坑阱，董卓之成帷盖，虽其所行多滥，终亦有可取焉。 案《隋史》讥王君懋撰齐、隋二史叙录繁碎。至如刘臻还宅，访子方知；王劭思书，为奴所侮。此而毕载，为失更多。可谓尤而效之，罪之甚焉者矣。

昔《五经》、诸子，广书人物，虽氏族可验，而邑里难详。逮于太史公，始革兹体，凡有列传，先述本居。至于国有驰张，乡有并省，随时而载，用明审实。 案夏侯孝若撰《东方朔赞》云：“朔字曼倩，平原厌次人。魏建安中，分厌次为乐陵郡，故又为郡人焉。”夫以身没之后，地名改易，犹复追书其事，以示后来。 则知身生之前，故宜详录者矣。 异哉！晋氏之有天下也。自洛阳荡覆，衣冠南渡，江左侨立州县，不存桑梓。 由是斗牛之野，郡有青、徐；吴、越之乡，州编冀、豫。欲使南北不乱，淄、渑可分，得乎？系虚名于本土者，虽百代无易。既而天长地久，文轨大同。州郡则废置无恒，名目则古今各异。而作者为人立传，每云某所人也，其地皆取旧号，施之于今。欲求实录，不亦难乎！ 且人无定质，因地而化。故生于荆者，言皆成楚；居于晋者，齿便从黄。涉魏而东，已经七叶；历江而北，非唯一世。而犹以本国为是，此乡为非。是则孔父里于昌平，阴氏家于新野，而系纂微子，源承管仲，乃为齐、宋之人，非关鲁、邓之士。求诸自古，其义无闻。 且自世重高门，人轻寒族，以姓望所出，邑里相矜。若仲远之寻郑玄，先云汝南应劭；文举之对曹操，自谓鲁国孔融是也。爰及近古，其言多伪。至于碑颂所勒，茅土定名，虚引他邦，冒为己邑。若乃称袁则饰之陈郡，言杜则系之京邑，姓卯金者咸曰彭城，氏禾女者皆云钜鹿。在诸史传，多与同风。此乃寻流俗之常谈，忘著书之旧体矣。 又近世有班秩不著者，始以州壤自标，若楚国龚遂、渔阳赵壹是也。至于名位既隆，则不从此列，若萧何、邓禹、贾谊、董仲舒是也。观《周》、《隋》二史，每述王、庚诸事，高、杨数公，必云琅琊王褒，新野庾信、弘农杨素、渤海高颎，以此成言，岂曰省文，从而可知也。 凡此诸失，皆由积习相传，寝以成俗，迷而不返。盖语曰：“难与虑始，可与乐成。”夫以千载遵行，持为故事，而一朝纠正，必惊愚俗。此庄生所谓“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”，斯言已得之矣。庶知音君子，详其得失者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