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之人言《春秋》、三《传》者多矣，战国之世，其事罕闻。当前汉专用《公羊》，宣皇已降，《穀梁》又立于学。至成帝世，刘歆始重《左氏》，而竟不列学官。大抵自古重两《传》而轻《左氏》者，固非一家，美《左氏》而讥两《传》者，亦非一族。互相攻击，各用朋党，哤聒纷竞，是非莫分。然则儒者之学，苟以专精为主，至于治章句，通训释，斯则可矣。至于论大体，举宏纲，则言罕兼统，理无要害。故使今古疑滞，莫得而申者焉。 必扬榷而论之，言《传》者固当以《左氏》为首。但自古学《左氏》者，谈之又不得其情，如贾逵撰《左氏长义》，称在秦者为刘氏，乃汉室所宜推先。但取悦当时，殊无足采。又案桓谭《新论》曰：“《左氏传》于《经》犹衣之表里。” 而《东观汉记》陈元奏云：“光武兴立《左氏》，而桓谭、卫宏并共诋訾，故中道而废。”班固《艺文志》云：丘明与孔子观鲁史记而作《春秋》，有所贬损，事形于《传》，惧罹时难，故隐其书。末世口说流行，遂有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、《邹氏》诸传。而于《固集》复有难《左氏》九条三评等科。夫以一家之言，一人之说，而参差相背，前后不同。斯又不足观也。 夫解难者以理为本，如理有所阙，欲令有识心伏，不亦难乎？今聊次其所疑，列之于后。 盖《左氏》之义有三长，而二《传》之义有五短。案《春秋》昭二年：韩宣子来聘，观书于太史氏，见《鲁春秋》，曰：“周礼尽在鲁矣。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子所以王也。”然《春秋》之作，始自姬旦，成于仲尼。丘明之《传》，所有笔削及发凡例，皆得周典，传孔子教，故能成不刊之书，著将来之法。其长一也。又案哀三年，鲁司铎火，南宫敬叔命周人出御书，子服、景伯命宰人出礼书，其时于鲁文籍最备。丘明既躬为太史，博总群书，至如梼杌、纪年之流，《郑书》、《晋志》之类，凡此诸籍，莫不毕睹。其《传》广包它国，每事皆详。 其长二也。《论语》子曰：“左丘明耻之，某亦耻之。”夫以同圣之才，而膺授《经》之托，加以达者七十，弟子三千，远自四方，同在一国，于是上询夫子，下访其徒，凡所所摭，实广闻见。其长三也。 如穀梁、公羊者，生于异国，长自后来，语地则与鲁产相违，论时则与宣尼不接。安得以传闻之说，与亲见者争先者乎？譬犹近世，汉之太史，晋之著作，撰成国典，时号正书。既而《先贤》、《耆旧》、《语林》、《世说》，竞造异端，强书它事。夫以传自委巷，而将班、马抗衡；访诸古老，而与干、孙并列。 斯则难矣。彼二《传》之方《左氏》，亦奚异于此哉？其短一也。《左氏》述臧哀伯谏桓纳鼎，周内史美其谠言；王子朝告于诸侯，闵马父嘉其辨说。凡如此类，其数实多。斯盖当时发言，形于翰墨；立名不朽，播于他邦。而丘明仍其本语，就加编次。亦犹近代《史记》载乐毅、李斯之文语，《汉书》录晁错、贾生之笔。 寻其实也，岂是子长稿削，孟坚雌黄所构者哉？观二《传》所载。有异于此。其录人言也，语乃龃龉文皆琐碎。夫如是者何哉？盖彼得史官之简书，此传流俗之口说，故使隆促各异，丰俭不同。其短二也。寻《左氏》载诸大夫词令，行人应答，其文典而美，其语博而奥，述远古则委曲如存，征近代则循环可覆。必料其功用厚薄，指意深浅，谅非经营草创，出自一时，琢磨润色，独成一手。斯盖当时国史已有成文，丘明但编而次之，配《经》称《传》而已也。如二《传》者，记言载事，失彼菁华；寻源讨本，取诸胸臆。夫自我作故，无所准绳，故理甚迂僻，言多鄙野，比诸《左氏》不可同年。其短三也。案二《传》虽以释《经》为主，其缺漏不可殚论。如《经》云：“楚子麇卒”而《左传》云：公子围所杀。 及公、穀作《传》，重述《经》文，无所发明，依违而已。其短四也。《汉书》载成方遂诈称戾太子，至于阙下。隽不疑曰：昔卫蒯聩得罪于先君，将入国，太子辄拒而不纳，《春秋》是之。遂命执以属吏。霍光由是始重儒学。案隽生所引，乃《公羊》正文。如《论语》冉有曰：夫子为卫君乎？子贡曰：夫子不为也。何则？父子争国，枭獍为曹，礼法不容，名教同嫉。而《公羊》释义，反以卫辄为贤，是违父子之教，失圣人之旨，奖进恶徒，疑误后学。其短五也。若以彼三长，校兹五短，胜负之理，断然可知。 必执二《传》之文，唯取依《经》为主。而于内则为国隐恶，于外则承赴而书，求其本事，大半失实，已于《惑经》篇载之详矣。寻斯义之作也，盖是周礼之故事，鲁国之遗文，夫子因而修之，亦存旧制而已。至于实录，付之丘明，用使善恶毕彰，真伪尽露。向使孔《经》独用，《左传》不作，则当代行事，安得而详者哉？盖语曰：仲尼修《春秋》，逆臣贼子惧。又曰：《春秋》之义也，欲盖而彰，求名而亡，善人劝焉，淫人惧焉。寻《春秋》所书，实兼此义，而《左传》所录，无愧斯言。此则《传》之与《经》，其犹一体，废一不可，相须而成。 如谓不然，则何者称为劝戒者哉？儒者苟讥左氏作《传》，多叙《经》外别事。 如楚、郑与齐三国之贼弑，隐、桓、昭、哀四君之篡逐。其外则承告于彼，其内则隐讳如此。若无左氏立《传》，其事无由获知。然设使世人习《春秋》而唯取两《传》也，则当其时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阙如，俾后来学者，兀成聋瞽者矣。 且当秦、汉之世，《左氏》未行，遂使《五经》、杂史、百家诸子，其言河汉，无所遵凭。故其记事也：当晋景行霸，公室方强，而云屠岸攻赵，有程婴、杵臼之事；鲁侯御宋，得俊乘丘，而云庄公败绩，有马惊流矢之祸；楚、晋相遇，唯在邲役，而云二国交战，置师于两棠；子罕相国，宋睦于晋，而云晋将伐宋，觇哭阳门；鲁师灭项，晋止僖公，而云项实齐桓所灭。《春秋》为贤者讳；襄年再盟，君臣和叶，而云诸侯失政，大夫皆执国权。其记时也：盖秦缪居春秋之始，而云其女为荆平夫人；韩、魏处战国之时，而云其君陪楚庄葬马；《列子》书论尼父而云生在郑穆公之年；扁鹊医疗虢公，而云时当赵简子之日；栾书仕于周子，而云以晋文如猎，犯颜直言；荀息死于奚齐，而云观晋灵作台，累棋申诫。 式以先为后，或以后为先，月日颠倒，上下翻覆。古来君子，曾无所疑。及《左传》既行，而其失自显。语其弘益，不亦多乎？而世之学者，犹未之悟，所谓忘我大德，日用而不知者焉。 然自丘明之后，迄于魏灭。年将千祀，其书寝废。至晋太康年中，汲冢获书，全同《左氏》。故束晳云：“若使此书出于汉世，刘歆不作五原太守矣。”于是挚虞、束晳引其义以相明，王接、荀顗取其文以相证，杜预申以注释，干宝藉为师范。由是世称实录，不复言非，其书渐行，物无异议。 故孔子曰：吾志在《春秋》，行在《孝经》。于是授《春秋》于丘明，授《孝经》于曾子。《史记》云：孔子西观周室，论史记旧闻，次《春秋》。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旨，有刺讥褒讳之文，不可以书见也。鲁君子左氏明惧弟子人各异端，失其真意，故因孔氏史记，具论其语，成《左氏春秋》。夫学者苟能征此二说，以考三《传》，亦足以定是非，明真伪者矣。何必观汲冢而后信者乎？从此而言，则于三《传》之优劣见矣。

盖作者自叙，其流出于中古乎？屈原《离骚经》，其首章上陈氏族，下列祖考；先述厥生，次显名字。自叙发迹，实基于此。降及司马相如，始以自叙为传。 然其所叙者，但记自少及长，立身行事而已。逮于祖先所出，则蔑尔无闻。至马迁又征三闾之故事，放文园之近作，模楷二家，勒成一卷。于是扬雄遵其旧辙，班固酌其余波，自叙之篇，实烦于代。虽属辞有异，而兹体无易。 寻马迁《史记》，上自轩辕，下穷汉武，疆宇修阔，道路绵长。故其自叙，始于氏出重黎，终于身为太史。虽上下驰骋，终不越《史记》之年。班固《汉书》，止叙西京二百年事耳。其自叙也，则远征令尹，起楚文王之世；近录《宾戏》，当汉明帝之朝。包括所及，逾于本书远矣。而后来叙传，非止一家，竞学孟坚，从风而靡。施于家谍，犹或可通，列于国史，多见其失者矣。 然自叙之为义也，苟能隐己之短，称其所长，斯言不谬，即为实录。而相如《自序》，乃记其客游临邛，窃妻卓氏，以《春秋》所讳，持为美谈。虽事或非虚，而理无可取。载之于传，不其愧乎！又王充《论衡》之《自纪》也，述其父祖不肖，为州闾所鄙，而己答以瞽顽舜神，鲧恶禹圣。夫自叙而言家世，固当以扬名显亲为主，苟无其人，阙之可也。至若盛矜于己，而厚辱其先，此何异证父攘羊，学子名母？必责以名教，实三千之罪人也。 夫自媒自衒，士女之丑行。然则人莫我知，君子不耻。案孔氏《论语》有云：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，”“不如某之好学也。”又曰：“吾日三省吾身，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”又曰：“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”又曰：“吾之先友尝从事于斯矣。”则圣达之立言也，时亦扬露己才，或托讽以见其情，或选辞以显其迹，终不盱衡自伐，攘袂公言。且命诸门人“各言尔志”，由也不让，见嗤无礼。历观扬雄已降，其自叙也，始以夸尚为宗。至魏文帝、傅玄、梅陶、葛洪之徒，则又逾于此者矣。何则？身兼自善，行有微能，皆剖析具言，一二必载。岂所谓宪章前圣，谦以自牧者欤？ 又近古人伦，喜称阀阅。其荜门寒族，百代无闻，而骍角挺生，一朝暴贵，无不追述本系，妄承先哲。至若仪父、振铎，并为曹氏之初；淳维、李陵，俱称拓拔之始。河内马祖，迁、彪之说不同；吴兴沈先，约、烱之言有异。斯皆不因真律，无假宁楹，直据经史，自成矛盾。则知扬姓之寓西蜀，班门之雄朔野，或胄纂伯侨，或家传熊绎，恐自我作故，失之弥远者矣。盖谄祭非鬼，神所不歆；致敬他亲，人斯悖德。凡为叙传，宜详此理。不知则阙，亦何伤乎？

夫述者相效，自古而然。故列御寇之言理也，则凭李叟；扬子云之草《玄》也，全师孔公。符朗则比迹于庄周，范晔则参踪于贾谊。况史臣注记，其言浩博，若不仰范前哲，何以贻厥后来？ 盖摸拟之体，厥途有二：一曰貌同而心异，二曰貌异而心同。何以言之？盖古者列国命官，卿与大夫有别。必于国史所记，则卿亦呼为大夫，此《春秋》之例也。当秦有天下，地广殷、周，变诸侯为帝王，目宰辅为丞相。而谯周撰《古史考》，思欲摈抑马《记》，师仿孔《经》。其书李斯之弃市也，乃云“秦杀其大夫李斯”。夫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，以此而拟《春秋》，所谓貌同而心异也。 当春秋之世，列国甚多，每书他邦，皆显其号。至于鲁国，直云我而已。如金行握纪，海内大同，君靡客主之殊，臣无彼此之异。而干宝撰《晋纪》，至天子之葬，必云“葬我某皇帝”。且无二君，何我之有？以此而拟《春秋》，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。 狄灭二国，君死城屠；齐桓行霸，兴亡继绝。《左传》云：“邢迁如归，卫国忘亡。”言上下安堵，不失旧物也。如孙皓暴虐，人不聊生，晋师是讨，后予相怨。而干宝《晋纪》云：“吴国既灭，江外忘亡。”岂江外安典午之善政，同归命之未灭乎？以此而拟《左氏》，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。 春秋诸国，皆用夏正。鲁以行天子乐礼，故独用周家正朔。至如书“元年春王正月”者，年则鲁君之年，月则周王之月。如曹、马受命，躬为帝王，非是以诸侯守藩，行天子班历。而孙盛《魏》、《晋》二《阳秋》，每书年首，必云“某年春帝正月”。夫年既编帝纪，而月又列帝名。以此而拟《春秋》，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。 五始所作，是曰《春秋》；三《传》并兴，各释经义。如“公羊传”屡云：“何以书？记某事也。”此则先引《经》语，而继以释辞，势使之然，非史体也。 如吴均《齐春秋》，每书灾变，亦曰：“何以书？记异也。”夫事无他议，言从己出，辄自问而自答者，岂是叙事之理者邪？以此而拟《公羊》，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。 且《史》、《汉》每于列传首书人名字，至传内有呼字处，则于传首不详。 如《汉书？李陵传》称陇西任立政，“陵字立政曰：‘少公，归易耳。’”夫上不言立政之字，而辄言“字立政曰少公”者，此省文，从可知也。至令狐德棻《周书》于《伊娄穆传》首云“伊娄穆字奴干”，既而续云太祖“字之曰：‘奴干作仪同面向我也。’”夫上书其字，而下复曰字，岂是事从简易，文去重复者邪？以此而拟《汉书》，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。 昔《家语》有云：“苍梧人娶妻而美，以让其兄。虽则为让，非让道也。” 又扬子《法言》曰：“士有姓孔字仲尼”，其文是也，其质非也。如向之诸子，所拟古作，其殆苍梧之让，姓孔字仲尼者欤？盖语曰：世异则事异，事异则备异。 必以先王之道，持今世之人，此韩子所以著《五蠢》之篇，称宋人有守株之说也。 世之述者，锐志于奇，喜编次古文，撰叙今事，而巍然自谓《五经》再生，《三史》重出，多见其无识者矣。 惟夫明识之士则不然。何则？所拟者非如图画之写真，镕铸之象物，以此而似彼也。其所以为似者，取其道术相会，义理玄同，若斯而已。亦犹孔父贱为匹夫，栖皇放逐，而能祖述尧、舜，宪章文、武，亦何必居九五之位，处南面之尊，然后谓之连类者哉！ 盖《左氏》为书，叙事之最。自晋已降，景慕者多，有类效颦，弥益其丑。 然求诸偶中，亦可言焉。盖君父见害，臣子所耻，义当略说，不忍斥言。故《左传》叙桓公在齐遇害，而云“彭生乘公，公薨于车”。如干宝《晋纪》叙愍帝殁于平阳，而云：“晋人见者多哭，贼惧，帝崩。”以此而拟《左氏》，所谓貌异而心同也。 夫当时所记或未尽，则先举其始，后详其末，前后相会，隔越取同。若《左氏》成七年，郑获楚锺仪以献晋，至九年，晋归锺仪于楚以求平，其类是也。至裴子野《宋略》叙索虏临江，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、江湛僵仆，于是始与劭有隙。 其后三年，有江湛为元凶所杀事。以此而拟《左氏》，亦所谓貌异而心同也。 凡列姓名，罕见其字。苟前后互举，则观者自知。如《左传》上言芈斟，则下曰叔牂，前称子产，则次见国侨，其类是也。至裴子野《宋略》亦然。何者？ 上书桓玄，则下云敬道；后叙殷铁，则先著景仁。以此而拟《左氏》，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。 《左氏》与《论语》，有叙人酬对，苟非烦词积句，但是往复唯诺而已，则连续而说，去其“对曰”、“问曰”等字。如裴子野《宋略》云：李孝伯问张畅“卿何姓？”曰“姓张。”“张长史乎？”以此而拟《左氏》、《论语》，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。 善人君子，功业不书，见于应对，附彰其美。如《左传》称楚武王欲伐随，熊率且比曰：“季梁在，何益！”至萧方等《三十国春秋》说朝廷闻慕容隽死，曰：“中原可图矣！”桓温曰：“慕容恪在，其忧方大！”以此而拟《左氏》，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。 夫将叙其事，必预张其本，弥缝混说，无取睠言。如《左传》称叔辄闻日蚀而哭，昭子曰：“子叔其将死乎？”秋八月，叔辄卒。至王劭《齐志》称张伯德梦山上挂丝，占者曰：“其为幽州刺史乎？”秋七月，拜为幽州刺史。以此而拟《左氏》，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。 盖文虽缺略，理甚昭著，此丘明之体也。至如叙晋败于邲，先济者赏，而云：“上、中、下军争舟，舟中之指可掬。”夫不言攀舟乱，以刃断指，而但曰“舟指可掬”，则读者自睹其事矣。至王劭《齐志》述高季式破敌于韩陵，追奔逐北，而云“夜半方归，槊血满袖”。夫不言奋槊深入，击刺甚多，而但称“槊血满袖”，则闻者亦知其义矣。以此而拟《左氏》，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。 大抵作者，自魏已前，多效《三史》，从晋已降，喜学《五经》。夫史才文浅而易摸，经文义深而难拟，既难易有别，故得失亦殊。盖貌异而心同者，摸拟之上也；貌同而心异者，摸拟之下也。然人皆好貌同而心异，不尚貌异而心同者，何哉？盖鉴识不明，嗜爱多僻，悦夫似史而憎夫真史，此子张所以致讥于鲁侯，有叶公好龙之喻也。袁山松云：“书之为难也有五：烦而不整，一难也；俗而不典，二难也；书不实录，三难也；赏罚不中，四难也；文不胜质，五难也。”夫拟古而不类，此乃难之极者，何为独阙其目乎？呜呼！自子长以还，似皆未睹斯义。后来明达，其鉴之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