昔吾友未生、北固在京师，数言白云、浮渡之胜，相期筑室课耕于此。康熙己丑，余至浮山，二君子犹未归，独与宗六上人游。每天气澄清，步山下，岩影倒入方池；及月初出，坐华严寺门庑，望最高峰之出木末者，心融神释，莫可名状。将行，宗六谓余曰：“兹山之胜，吾身所历，殆未有也。然有患焉！方春时，士女杂至。吾常闭特室，外键以避之。夫山而名，尚为游者所败坏若此！”辛卯冬，《南山集》祸作，余牵连被逮，窃自恨曰：“是宗六所谓也。” 又十有二年，雍正甲辰，始荷圣恩，给假归葬。八月上旬至枞阳，卜日奉大父柩改葬江宁，因展先墓在桐者。时未生已死，其子移居东乡；将往哭，而取道白云以返于枞。至浮山，计日已迫，乃为一昔之期，招未生子秀起会于宗六之居而遂行。白云去浮山三十里，道曲艰，遇阴雨则不达，又无僧舍旅庐可托宿，故余再欲往观而未能。 既与宗六别，忽忆其前者之言为不必然。盖路远处幽，而游者无所取资，则其迹自希，不系乎山之名不名也。既而思楚、蜀、百粤间，与永、柳之山比胜而人莫知者众矣；惟子厚所经，则游者亦浮慕焉。今白云之游者，特不若浮渡之杂然耳。既为众所指目，徒以路远处幽，无所取资而幸至者之希，则曷若一无闻焉者，为能常保其清淑之气，而无游者猝至之患哉！然则宗六之言盖终无以易也。 余之再至浮山，非游也，无可记者，而斯言之义则不可没，故总前后情事而并识之。

昔归震川尝自恨足迹不出里闬，所见闻无奇节伟行可记。承命为征君作传，此吾文托记以增重也，敢不竭其愚心。 所示群贤论述，皆未得体要。盖其大致不越三端：或详讲学宗指及师友渊源，或条举平生义侠之迹，或盛称门墙广大，海内向仰者多。此三者，皆征君之末迹也，三者详而征君之事隐也。 古之晰于文律者，所载之事，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。太史公传陆贾，其分奴婢、装资，琐琐者皆载焉。若萧、曹世家而条举其治绩，则文字虽增十倍，不可得而备矣。故尝见义于《留侯世家》，曰：“留侯所从容与上言天下事甚众，非天下所以存亡，故不著。”此明示后世缀文之士以虚实详略之权度也。宋元诸史，若市肆簿籍，使览者不能终篇，坐此义不讲耳。 征君义侠，舍杨、左之事，皆乡曲自好者所能勉也，其门墙广大，乃度时揣已，不敢如孔、孟之拒孺悲、夷之，非得已也；至论学，则为书甚具。故并弗采著于传上，而虚言其大略。昔欧阳公作《尹师鲁墓志》，至以文自辩。而退之之志李元宾，至今有疑其太略者。夫元宾年不及三十，其德未成，业未著，而铭辞有曰：“才高乎当世，而行出乎古人。”则外此尚安有可言者乎？仆此传出，必有病其太略者，不知往昔群贤所述，惟务征实，故事愈详而义愈狭。今详者略，实者虚，而征君所蕴蓄转似可得之意言之外，他日载之家乘，达于史官，慎毋以彼而易此。惟足下的然昭晰，无惑于群言，是征君之所赖也，于仆之文无加损焉。如别有欲商论者，则明以喻之。

张怡，字瑶星，初名鹿征，上元人也。父可大，明季总兵登莱，毛文龙将卒反，诱执巡抚孙元化，可大死之。事闻，怡以诸生授锦衣卫千户。甲申，流贼陷京师，遇贼将，不屈，械系将肆掠，其党或义而逸之。久之，始归故里，其妻已前死，独身寄摄山僧舍，不入城市，乡人称白云先生。 当是时，三楚、吴越耆旧多立名义，以文术相高。惟吴中徐昭发、宣城沈眉生躬耕穷乡，虽贤士大夫不得一见其面，然尚有楮墨流传人间。先生则躬樵汲，口不言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学士词人无所求取，四方冠盖往来，日至兹山，而不知山中有是人也。 先君子与余处士公佩，岁时问起居，入其室，架上书数十百卷，皆所著经说及论述史事。请贰之，弗许，曰：“吾以尽吾年耳，已市二瓮，下棺，则并藏焉。”卒年八十有八。平生亲故，夙市良材为具棺椁。疾将革，闻而泣曰：“昔先将军致命危城，无亲属视含殓，虽改葬，亲身之椑，弗能易也。吾忍乎？”顾视从孙某，趣易棺、定附身衾衣，乃卒。时先君子适归皖桐，反，则已渴葬矣。 或曰，书已入圹，或曰，经说有贰，尚存其家。乾隆三年，诏修三礼，求遗书，其从孙某以书诣郡，太守命学官集诸生缮写，久之未就。 先生之书，余心向之，而惧其无传也久矣，幸其家人自出之，而终不得一寓目焉。故并著于篇，俾乡之后进有所感发，守藏而传布之，毋使遂说没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