先生曰：“‘烝烝乂，不格奸’，本注说象已进进于义，不至大为奸恶。舜征庸后，象犹日以杀舜为事，何大奸恶如之！舜只是自进于乂，以乂熏烝，不去正他奸恶。凡文过掩慝，此是恶人常态，若要指摘他是非，反去激他恶性。舜初时致得象要杀己，亦是要象好的心太急，此就是舜之过处。经过来，乃知功夫只在自己，不去责人，所以致得‘克谐’，此是舜动心忍性，增益不能处。古人言语，俱是自家经历过来，所以说得亲切。遗之后世，曲当人情；若非自家经过，如何得他许多苦心处？”

问《律吕新书》。 先生曰：“学者当务为急，算得此数熟亦恐未有用，必须心中先具礼、乐之本，方可。且如其书说多用管以候气，然至冬至那一时刻，管灰之飞或有先后，须臾之间，焉知那管正值冬至之刻？须自心中先晓得冬至之刻始得，此便有不通处。学者须先从礼、乐本原上用功。”

侃问：“先儒以心之静为体，心之动为用，如何？” 先生曰：“心不可以动、静为体、用。动、静，时也，即体而言，用在体；即用而言，体在用，是谓体、用一源。若说静可以见其体，动可以见其用，却不妨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