夫述者相效，自古而然。故列御寇之言理也，则凭李叟；扬子云之草《玄》也，全师孔公。符朗则比迹于庄周，范晔则参踪于贾谊。况史臣注记，其言浩博，若不仰范前哲，何以贻厥后来？ 盖摸拟之体，厥途有二：一曰貌同而心异，二曰貌异而心同。何以言之？盖古者列国命官，卿与大夫有别。必于国史所记，则卿亦呼为大夫，此《春秋》之例也。当秦有天下，地广殷、周，变诸侯为帝王，目宰辅为丞相。而谯周撰《古史考》，思欲摈抑马《记》，师仿孔《经》。其书李斯之弃市也，乃云“秦杀其大夫李斯”。夫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，以此而拟《春秋》，所谓貌同而心异也。 当春秋之世，列国甚多，每书他邦，皆显其号。至于鲁国，直云我而已。如金行握纪，海内大同，君靡客主之殊，臣无彼此之异。而干宝撰《晋纪》，至天子之葬，必云“葬我某皇帝”。且无二君，何我之有？以此而拟《春秋》，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。 狄灭二国，君死城屠；齐桓行霸，兴亡继绝。《左传》云：“邢迁如归，卫国忘亡。”言上下安堵，不失旧物也。如孙皓暴虐，人不聊生，晋师是讨，后予相怨。而干宝《晋纪》云：“吴国既灭，江外忘亡。”岂江外安典午之善政，同归命之未灭乎？以此而拟《左氏》，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。 春秋诸国，皆用夏正。鲁以行天子乐礼，故独用周家正朔。至如书“元年春王正月”者，年则鲁君之年，月则周王之月。如曹、马受命，躬为帝王，非是以诸侯守藩，行天子班历。而孙盛《魏》、《晋》二《阳秋》，每书年首，必云“某年春帝正月”。夫年既编帝纪，而月又列帝名。以此而拟《春秋》，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。 五始所作，是曰《春秋》；三《传》并兴，各释经义。如“公羊传”屡云：“何以书？记某事也。”此则先引《经》语，而继以释辞，势使之然，非史体也。 如吴均《齐春秋》，每书灾变，亦曰：“何以书？记异也。”夫事无他议，言从己出，辄自问而自答者，岂是叙事之理者邪？以此而拟《公羊》，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。 且《史》、《汉》每于列传首书人名字，至传内有呼字处，则于传首不详。 如《汉书？李陵传》称陇西任立政，“陵字立政曰：‘少公，归易耳。’”夫上不言立政之字，而辄言“字立政曰少公”者，此省文，从可知也。至令狐德棻《周书》于《伊娄穆传》首云“伊娄穆字奴干”，既而续云太祖“字之曰：‘奴干作仪同面向我也。’”夫上书其字，而下复曰字，岂是事从简易，文去重复者邪？以此而拟《汉书》，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。 昔《家语》有云：“苍梧人娶妻而美，以让其兄。虽则为让，非让道也。” 又扬子《法言》曰：“士有姓孔字仲尼”，其文是也，其质非也。如向之诸子，所拟古作，其殆苍梧之让，姓孔字仲尼者欤？盖语曰：世异则事异，事异则备异。 必以先王之道，持今世之人，此韩子所以著《五蠢》之篇，称宋人有守株之说也。 世之述者，锐志于奇，喜编次古文，撰叙今事，而巍然自谓《五经》再生，《三史》重出，多见其无识者矣。 惟夫明识之士则不然。何则？所拟者非如图画之写真，镕铸之象物，以此而似彼也。其所以为似者，取其道术相会，义理玄同，若斯而已。亦犹孔父贱为匹夫，栖皇放逐，而能祖述尧、舜，宪章文、武，亦何必居九五之位，处南面之尊，然后谓之连类者哉！ 盖《左氏》为书，叙事之最。自晋已降，景慕者多，有类效颦，弥益其丑。 然求诸偶中，亦可言焉。盖君父见害，臣子所耻，义当略说，不忍斥言。故《左传》叙桓公在齐遇害，而云“彭生乘公，公薨于车”。如干宝《晋纪》叙愍帝殁于平阳，而云：“晋人见者多哭，贼惧，帝崩。”以此而拟《左氏》，所谓貌异而心同也。 夫当时所记或未尽，则先举其始，后详其末，前后相会，隔越取同。若《左氏》成七年，郑获楚锺仪以献晋，至九年，晋归锺仪于楚以求平，其类是也。至裴子野《宋略》叙索虏临江，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、江湛僵仆，于是始与劭有隙。 其后三年，有江湛为元凶所杀事。以此而拟《左氏》，亦所谓貌异而心同也。 凡列姓名，罕见其字。苟前后互举，则观者自知。如《左传》上言芈斟，则下曰叔牂，前称子产，则次见国侨，其类是也。至裴子野《宋略》亦然。何者？ 上书桓玄，则下云敬道；后叙殷铁，则先著景仁。以此而拟《左氏》，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。 《左氏》与《论语》，有叙人酬对，苟非烦词积句，但是往复唯诺而已，则连续而说，去其“对曰”、“问曰”等字。如裴子野《宋略》云：李孝伯问张畅“卿何姓？”曰“姓张。”“张长史乎？”以此而拟《左氏》、《论语》，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。 善人君子，功业不书，见于应对，附彰其美。如《左传》称楚武王欲伐随，熊率且比曰：“季梁在，何益！”至萧方等《三十国春秋》说朝廷闻慕容隽死，曰：“中原可图矣！”桓温曰：“慕容恪在，其忧方大！”以此而拟《左氏》，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。 夫将叙其事，必预张其本，弥缝混说，无取睠言。如《左传》称叔辄闻日蚀而哭，昭子曰：“子叔其将死乎？”秋八月，叔辄卒。至王劭《齐志》称张伯德梦山上挂丝，占者曰：“其为幽州刺史乎？”秋七月，拜为幽州刺史。以此而拟《左氏》，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。 盖文虽缺略，理甚昭著，此丘明之体也。至如叙晋败于邲，先济者赏，而云：“上、中、下军争舟，舟中之指可掬。”夫不言攀舟乱，以刃断指，而但曰“舟指可掬”，则读者自睹其事矣。至王劭《齐志》述高季式破敌于韩陵，追奔逐北，而云“夜半方归，槊血满袖”。夫不言奋槊深入，击刺甚多，而但称“槊血满袖”，则闻者亦知其义矣。以此而拟《左氏》，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。 大抵作者，自魏已前，多效《三史》，从晋已降，喜学《五经》。夫史才文浅而易摸，经文义深而难拟，既难易有别，故得失亦殊。盖貌异而心同者，摸拟之上也；貌同而心异者，摸拟之下也。然人皆好貌同而心异，不尚貌异而心同者，何哉？盖鉴识不明，嗜爱多僻，悦夫似史而憎夫真史，此子张所以致讥于鲁侯，有叶公好龙之喻也。袁山松云：“书之为难也有五：烦而不整，一难也；俗而不典，二难也；书不实录，三难也；赏罚不中，四难也；文不胜质，五难也。”夫拟古而不类，此乃难之极者，何为独阙其目乎？呜呼！自子长以还，似皆未睹斯义。后来明达，其鉴之哉！

○诸晋史（六条） 东晋之史，作者多门，何氏《中兴》，实居其最。而为晋学者，曾未之知，傥湮灭不行，良可惜也。王、檀著书，是晋史之尤劣者，方诸前代，其陆贾、褚先生之比欤！道鸾不揆浅才，好出奇语，所谓欲益反损，求妍更媸者矣。 臧氏《晋书》称苻坚之窃号也，虽疆宇狭于石虎，至于人物则过之。案后石之时，张据瓜、凉，李专巴、蜀，自辽而左。人属慕容，涉汉而南，地归司马。 逮于苻氏，则兼而有之。《禹贡》九州，实得其八。而言地劣于赵，是何言欤？ 夫识事未精，而轻为著述，此其不知量也。张勔抄撮晋史，求其异同，而被褐此言，不从沙汰，罪又甚矣。 夫学未该博，鉴非详正，凡所修撰，多聚异闻，其为踳驳，难以觉悟。案应劭《风俗通》载楚有叶君祠，即叶公诸梁庙也。而俗云孝明帝时有河东王乔为叶令，尝飞凫入朝。及干宝《搜神记》，乃隐应氏所通，而收流俗怪说。又刘敬叔《异苑》称晋武库失火，汉高祖斩蛇剑穿屋而飞，其言不经。故梁武帝令殷芸编诸《小说》，及萧方等撰《三十国史》，乃刊为正言。既而宋求汉事，旁取令升之书；唐征晋语，近凭方等之录。编简一定，胶漆不移。故令俗之学者，说凫履登朝，则云《汉书》旧记。谈蛇剑穿屋，必曰晋典明文。摭彼虚词，成兹实录。 语曰：“三人成市虎”。斯言其得之者乎！ 马迁持论，称尧世无许由；应劭著录，云汉代无王乔，其言谠矣。至士安撰《高士传》，具说箕山之迹；令升作《搜神记》，深信叶县之灵。此并向声背实，舍真从伪，知而故为，罪之甚者。近者，宋临川王义庆著《世说新语》，上叙两汉、三国及晋中朝、江左事。刘峻注释，摘其瑕疵，伪迹昭然，理难文饰。而皇家撰《晋史》，多取此书。遂采康王之妄言，违孝标之正说。以此书事，奚其厚颜。 汉吕后以妇人称制，事同王者。班氏次其年月，虽与诸帝同编；而记其事迹，实与后妃齐贯。皇家诸学士撰《晋书》，首发凡例，而云班《汉》皇后除王、吕之外，不为作传，并编叙行事，寄出《外戚》篇。案《外戚》篇所不载者，唯元后耳。安得不引吕氏以为例乎？盖由读书不精，识事多阙，徒以本纪标目，以编高后之年，遂疑外戚裁篇，不述娥姁之事。其为率略，不亦甚邪！ 杨王孙布囊盛尸，裸身而葬。伊籍对吴，以“一拜一起，未足为劳”。求两贤立身，各有此一事而已。而《汉书》、《蜀志》，为其立传。前哲致讥，言之详矣。然杨能反经合义，足矫奢葬之愆。伊以敏辞辨对，可免“使乎”之辱。列诸篇第，犹有可取。近者皇家撰《晋书》，著《刘伶》、《毕卓传》。其述事也，直载其嗜酒沈湎，悖礼乱德，若斯而已，为传如此，复何所取者哉？ ○《宋略》（一条） 裴几原删略宋史，定为二十篇。芟烦撮要，实有其力。而所录文章，颇伤芜秽。如文帝《除徐傅官诏》、颜延年《元后哀册文》、颜峻《讨二凶檄》、孝武《拟李夫人赋》、裴松之《上注国志表》、孔熙先《罪许曜词》。凡此诸文，是尤不宜载者。 何则？羡、亮威权震主，负芒猜忌，将欲取之，必先与之。既而罪名具列，刑书是正，则先所降诏，本非实录。而乃先后双载，坐令矛盾两伤。夫国之不造，史有哀册。自晋、宋已还，多载于起居注，词皆虚饰，义不足观。必以“略”言之，故宜去也。昔汉王数项，袁公檄曹，若不具录其文，难以暴扬其过。至于二凶为恶，不言可知，无俟檄数，始明罪状。必刊诸国史，岂益异同。孝武作赋悼亡，钟心内宠，情在儿女，语非军国。松之所论者，其事甚末，兼复文理非工。 熙先构逆怀奸，矫言欺众，且所为稿草，本未宣行。斯并同在编次，不加铨择，岂非芜滥者邪？ 向若除此数文，别存他说，则宋年美事，遗略盖寡。何乃应取而不取，宜除而不除乎？但近代国史，通多此累，有同自郐，无足致讥。若裴氏者，众作之中，所可与言史者，故偏举其事，以申掎摭去。 ○后魏书（二条） 《宋书》载佛狸之入寇也，其间胜负，盖皆实录焉。《魏史》所书，则全出沈本。如事有可耻者，则加减随意，依违饰言。至如刘氏献女请和，太武以师婚不许，此言尤可怪也。何者？江左皇族，水乡庶族，若司马、刘、萧、韩、王，或出于亡命，或起自俘囚，一诣桑干，皆成禁脔。此皆魏史自述，非他国所传。 然则北之重南，其礼如此。安有黄旗之主，亲屈己以求婚，而白登之阵反怀疑而不纳。其言河汉，不亦甚哉！观休文《宋典》，诚曰不工，必比伯起《魏书》，更为良史。而收每云：“我视沈约，正如奴耳。”此可谓饰嫫母而夸西施，持鱼目而笑明月者也。 近者沈约《晋书》，喜造奇说。称元帝牛金之子，以应“牛继马后”之征。 邺中学者王劭、宋孝王言之详矣。而魏收深嫉南国，幸书其短，著《司马叡传》，遂具录休文所言。又崔浩谄事狄君，曲为邪说，称拓跋之祖，本李陵之胃。当时众议抵斥，事遂不行。或有窃其书以渡江者，沈约撰《宋书？索虏传》，仍传伯渊所述。凡此诸妄，其流甚多，傥无迹可寻，则真伪难辨者矣。 ○北齐诸史（三条） 王劭国史，至于论战争，述纷扰，贾其馀勇，弥见所长。至如叙文宣逼孝靖以受魏禅，二王杀杨、燕以废乾明，虽《左氏》载季氏逐昭公，秦伯纳重耳，栾盈起于曲沃，楚灵败于乾豁，殆可连类也。又叙高祖破宇文于邙山，周武自晋阳而平邺，虽《左氏》书城濮之役，鄢陵之战，齐败于鞍，吴师入郢，亦不是过也。 或问曰：王劭《齐志》，多记当时鄙言，为是乎？为非乎？对曰：古往今来，名目各异，区分壤隔，称谓不同。所以晋、楚方言，齐、鲁俗语，《六经》诸子，载之多矣。 自汉已降，风俗屡迁，求诸史籍，差睹其事。或君臣之目，施诸朋友；或尊官之称，属诸君父。曲相崇敬，标以处士、王孙；轻加侮辱，号以仆父、舍长。 亦有荆楚训多为夥，庐江目桥为圯。南呼北人曰伧，西谓东胡曰虏。渠、们、底、个，江左彼此之辞；乃、若、君、卿，中朝汝我之义。斯并因地而变，随时而革，布在方册，无假推寻。足以知甿俗之有殊，验土风之不类。 然自二京失守，四夷称制，夷夏相杂，音句尤媸。而彦鸾、伯起，务存隐讳；重规、德棻，志在文饰。遂使中国数百年内，其俗无得而言。 盖语曰：“知古而不知今，谓之陆沈。”又曰：“一物不知，君子所耻。” 是则时无远近，事无巨细，必藉多闻，以成博识。 如今之所谓者，若中州名汉，关右称羌，易臣以奴，呼母云姊。主上有大家之号，师人致儿郎之说。凡如此例，其流甚多。必寻其本源，莫详所出。阅诸《齐志》，则了然可知。由斯而言，劭之所录，其为弘益多矣。足以开后进之蒙蔽，广来者之耳目。微君懋，吾几面墙于近事矣，而子奈何妄加讥诮者哉！ 皇家修《五代史》，馆中坠稿仍存。皆因彼旧事，定为新史。观其朱墨所图，铅黄所拂，犹有可识者。或以实为虚，以非为是。其北齐国史，皆称诸帝庙号，及李氏撰《齐书》，其庙号有犯时讳者，即称谥焉。至于变世祖为文襄，改世宗为武成。苟除兹“世”字，而不悟“襄”、“成”有别。诸如此谬，不可胜纪。 又其列传之叙事也，或以武定臣佐降在成朝，或以河清事迹擢居襄代。故时日不接而隔越相偶，使读者瞀乱而不测，惊骇而多疑。嗟乎！因斯而言，则自古著书，未能精谠，书成绝笔，而遽捐旧章。遂令玉石同烬，真伪难寻者，不其痛哉！ ○周书 今俗所行周史，是令狐德棻等所撰。其书文而不实，雅而无检，真迹甚寡，客气尤繁。 寻宇文初习华风，事由苏绰。至于军国词令，皆准《尚书》。太祖敕朝廷他文，悉准于此。盖史臣所记，皆禀其规。柳虬之徒，从风而靡。案绰文虽去彼淫丽，存兹典实。而陷于矫枉过正之失，乖夫适俗随时之义。苟记言若是，则其谬逾多。爰及牛弘，弥尚儒雅。即其旧事，因而勒成。务累清言。罕逢佳句。 而令狐不能别求他述，用广异闻，唯凭本书，重加润色。遂使周氏一代之史，多非实录者焉。 ○《隋书》（一条） 昔贾谊上书，晁错对策。皆有益军国，足贻劝戒。而编于汉史，读者犹恨其繁。如《隋书·王劭、袁充》两传，唯录其诡辞妄说，遂盈一篇。寻又申以诋诃，尤其谄惑。夫载言示后者，贵于辞理可观。既以无益而书，岂若遗而不载。盖学者神识有限，而述者注记无涯。以有限之神识，观无涯之注记，必如是，则阅之心目，视听告劳；书之简编，缮写不给。呜呼！苟自古著述其皆若此也，则知李斯之设坑阱，董卓之成帷盖，虽其所行多滥，终亦有可取焉。 案《隋史》讥王君懋撰齐、隋二史叙录繁碎。至如刘臻还宅，访子方知；王劭思书，为奴所侮。此而毕载，为失更多。可谓尤而效之，罪之甚焉者矣。

昔汲冢竹书是曰《纪年》，《吕氏春秋》肇立纪号。盖纪者，纲纪庶品，网罗万物。考篇目之大者，其莫过于此乎？及司马迁之著《史记》也，又列天子行事，以本纪名篇。后世因之，守而勿失。譬夫行夏时之正朔，服孔门之教义者，虽地迁陵谷，时变质文，而此道常行，终莫之能易也。 然迁之以天子为本纪，诸侯为世家，斯诚谠矣。但区域既定，而疆理不分，遂令后之学者罕详其义。案：姬自后稷至于西伯，嬴自伯翳至于庄襄，爵乃诸侯，而名隶本纪。若以西伯、在襄以上，别作周、秦世家，持殷纣以对武王，拔秦始以承周赧，使帝王传授，昭然有别，岂不善乎？必以西北以前，其事简约，别加一目，不足成篇。则伯翳之至庄襄，其书先成一卷，而不共世家等列，辄与本纪同编，此尤可怪也。项羽僣盗而死，未得成君，求之于古，则齐无知、卫州吁之类也。安得讳其名字，呼之曰王者乎？春秋吴、楚僣拟，书如列国。假使羽窃帝名，正可抑同群盗，况其名曰西楚，号止霸王者乎？霸王者，即当时诸侯。诸侯而称本纪，求名责实，再三乖谬。 盖纪之为体，犹《春秋》之经，系日月以成岁时，书君上以显国统。曹武虽曰人臣，实同王者，以未登帝位，国不建元。陈《志》权假汉年，编作《魏纪》，犹两《汉书》首列秦、莽之正朔也。后来作者，宜准于斯。而陆机《晋书》，列纪三祖，直序其事，竟不编年。年既不编，何纪之有？夫位终北面，一概人臣，倘追加大号，止入传限，是以弘嗣《吴史》，不纪孙和，缅求故实，非无往例。 逮伯起之次《魏书》，乃编景穆于本纪，以戾园虚谥，间厕武、昭，欲使百世之中，若为鱼贯。 又纪者，既以编年为主，唯叙天子一人。有大事可书者，则见之于年月，其书事委曲，付之列传。此其义也。如近代述者，魏著作、李安平之徒，其撰《魏》、《齐》二史，于诸帝篇，或杂载臣下，或兼言他事，巨细毕书，洪纤备录。全为传体，有异纪文，迷而不悟，无乃太甚。世之读者，幸为详焉。